交通部下来的“林嘉祥”，现在无疑是一个“风云人物”。举国上下，竟然能有数以亿计的人在唾骂他，恨不得食其肉，啃其骨；鲜有人敢为其辩护，即便有人为他说上几句话，也必定被视作同案犯，受到群起攻之。

      按照常理分析，一个人可以让人痛恨到到如此程度，肯定是倒行逆施，灭绝人性，惨绝人寰了，其恶行只怕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然而，林嘉祥的恶行，实际危害肯定没有超过任何一个“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那么，人们如此众口一致的痛恨他，一定是有某些社会化的原因的。

      一般而言，在一个非战争年代，即便那种人性几乎灭绝的差不多了变态连环杀手，都很难遭到这种众口一致的痛恨，唾弃，甚至于还会产生一些同情者，从其成长环境，家庭背景，社会化影响，为其行为进行某些辩护，既便如此，同情者也不会遭到一边倒的“同案犯”的对待。可是，恶行远不及的变态连环杀手的林嘉祥却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其中至少隐含了如下的信息：即便我们可以给予变态连环杀手一种社会化的还原，但感情上绝难接受：“一个飞扬跋扈的权力者是被一个坏体制惯坏的，而并非他的道德人性有多么的恶劣。”这么一个常识。

      分析之前，还是必须还原一下这个事件，喝了一点酒的林嘉祥，对热心带其上厕所的下女孩意图猥亵（当然，警方的认定尚未出来），小女孩挣脱后，惊恐万分，其父母找林嘉祥理论，谁料林嘉祥口吐一系列的 “惊世狂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和市委书记是山东老乡。我卡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可以肯定的说，林嘉祥如果不说这几句话，那么这件事情不会激起多大的波澜，林嘉祥的官位也必定会坐得安安稳稳的，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情境。然而，“不幸”的是，林嘉祥说了这些话，更重要的是，几乎每个人都相信了，林嘉祥，做为交通部派下来的大官林嘉祥，必然会说这些话。如此，他的这番话语，一经公共传播，实际上就不是针对小女孩说了，而是等于直接对绝大部分民众说的：我是大官，我想着么着就怎么着，你们算个屁啊？

      这毫无疑问是对每一个民众赤裸裸的挑衅，既便如此，也不足以达到全民讨伐的程度。这句话可以产生毁灭性的威力，那是因为我们的现实，那种“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们真的不算个屁”情形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如此，它才彻底的戳中了大部分民众的痛楚，而引爆成核武。

      在权力缺少起码限制的情况下，民众多多少少受到过各种各样的飞扬跋扈“林大人”的恶待，在这种直接和权力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即便有“林大人飞扬跋扈”，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个屁，公民也缺乏行之有效的反击手段，（大部分的资源被政府垄断，代议制并未建立，无法对政府和官员实行硬约束，若想通过媒体至第四种权力维护权利，也是困难重重），如此，这种深入骨髓的不满和愤恨，那种深刻的被剥夺感其实已经充斥了你的胸膛，只等待
一个合适的契机来引爆。

      交通部派下来的“ 林嘉祥”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一个契机。民众可以为所欲为的发泄自己长期积累的那种“不是个屁”的不满，那种深刻的被剥夺感，将一腔痛恨全部喷射在林嘉祥身上（另外，这里还隐含一个基本判断，在此等情形下，体制也肯定会放弃林嘉祥，这样做是绝对安全的，不会受到飞扬跋扈的林叔叔及其支持力量的打压的）。如此，我们可以说，交通部来的“林嘉祥”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成为一个载体，成为此种民众情绪的宣泄口，他们将“林嘉祥”变幻为一个个不同的“林嘉祥”，每个人心目中的那些“林叔叔”，开始毫不容情的的鞭笞唾弃，是的，人们就在“林嘉祥”那里寄托自己的痛恨，那种被挤压，无处发泄的痛恨。

      从此种意义来说，交通部派来的“林嘉祥”是一个倒霉鬼，它背负的罪孽是其他千千万万“林嘉祥”的累加，只是，那些“林嘉祥”分散寄居在权力体制之内，与分散的民众直接对接，可以飞扬跋扈，有能力让这些民众“不算个屁”，而民众拿他们也没什么办法。

      林嘉祥事件的意义何在？个案正义当然无法绕过，林嘉祥应该得到公正公开的惩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知道了，每个民众心中都驻扎着或多或少的不同的“林嘉祥”；从这个普遍化的“林嘉祥中”，我们知道了自己，会为何会如此痛恨交通部下来的这个林嘉祥；

      然而，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呢？我们如何驱赶驻扎在民众心中的那些不同的“林嘉祥”？我们如何涤荡那些寄居在权力体制内的众多的“林嘉祥”？我们又如何改进这个惯出了众多“林嘉祥”的制度系统？这一切，至少我目前还找不到答案！

 

附：衣冠禽兽

酒壮公仆胆，豪气冲胸膛。
俺本是高官，干了又怎样
草民不如p，赶快滚一旁。
最多破小财，他日国税扛。
可怜百姓苦，稚女哭惶惶。
先有奶粉毒，后有鸡蛋殇。
国家罗汉猛，叫嚣弄朝堂！
儿女难自保，公仆喜洋洋。
我自向天问，何以多豺狼，
吃人不吐骨，掠财似强梁？
谁把太平世，翻作修罗场？
今日始明白，书记是流氓。

    孔：这是鲁迅《彷徨》里面的一部小说。我想很多同学自学鲁迅小说肯定是从《呐喊》开始看的，但是我不想从《呐喊》开始讲。我想从一篇难的，很不好理解的，但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作品——《孤独者》开始讲。
    要理解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要理解中国的历史，有几个人是绕不过去的，不读他们的书或者不读全了，你没法了解中国历史。李敖这么“厉害”，因为他没有好好读过鲁迅，所以他才会口出轻狂之言，学问做得很不够。毕竟，台湾这口井太小了，在里面蹦跶蹦跶还算个英雄，刚一出来就口出狂言，书读得还很不够。要了解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不把鲁迅和毛泽东的书读他几遍，不要想随便发言。
    但这只是说的第一层，再往下说，你读了几遍就敢发言了吗？你理解鲁迅吗？有的时候你觉得理解了，但是过两天过两年你发现自己理解的有偏差。
    那么鲁迅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我想可以通过读《孤独者》，也许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我想可以给我们大家提一个醒——鲁迅不是那么好理解的。尽管大家都想理解他，都想利用他，每逢大事，各个方面都要“抢夺”纪念鲁迅的权力，开鲁迅的纪念大会让谁去不让谁去这都是很有讲究的。围绕着鲁迅，说的尖锐一点，从来都是凝聚着最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你要想理解鲁迅，也不必去开那些会，只要好好去读他的书，结合他的书理解你的人生，这样可能更有益于接近他。
    《孤独者》这个形象，首先是个孤独的人。“孤独”这个词并不罕见，甚至是个现代社会的常用词。我们也有很多同学不由自主地说“我很孤独”，或者在高校里，“孤独”有时候成了一种时髦:“那个男生很酷啊,他很孤独”。在加上王晓波推波助澜,《特立独行的猪》，这都显得很有“品位”。那么一个人，如果大家都知道你很孤独的时候，你还是不是一个孤独者？问题就在这里，真正的孤独者，大家都知道你很孤独吗？如果大家都知道你很孤独，说明大家都很理解你，说明你并不孤独。从本质上讲，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孤独的话，那么大家并不理解他，甚至并不知道他是个孤独的人，大家可能认为他很随和、很幽默、真逗，那么容易和人沟通，那么善解人意……恰恰在这样的人中，可能存在着真正的孤独者，我们大家都认为理解他了，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或者说我们懂了一半，懂到某个层次，再往前就不懂了，这样的人才是孤独者。真正的孤独者我们往往认为很理解他。比如金庸的小说，我们大家都认为能够读懂。你懂得金庸吗？你知道他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吗？当金庸在人们面前客客气气地回答问题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谁知道。所以我们不能把“孤独”这个词看得太轻易了！
    由于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号称提倡个人主义，号称有个性，个性成了时尚。一个东西一旦成了时尚，他就会迅速地被污染，被搞笑，被解构。于是“孤独”就走向了它的反面，于是就出现了一首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变成了对孤独的调侃了，孤独就是装大尾巴狼。
    真正的孤独是别人真的不知道你，你心里面汹涌着一种波涛，这种波涛别人不知道，甚至你的爱人都不理解你，这才叫“孤独”。
    那么说完了孤独，我们回过头来看鲁迅。我们真的了解鲁迅吗？鲁迅到底要干什么？我们都知道他的话后面还有话，那么到底是什么？那么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去看看《孤独者》这篇小说。
    鲁迅的小说从娱乐的角度来讲是比较没意思的，甚至是比较枯燥的，所以读鲁迅的小说有时是一场心灵的搏斗，有点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是一种心灵的拷问。你好像要拷问作者，有时又好像要拷问自己。
    《孤独者》这篇小说是收在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里的。鲁迅的小说一共有三个集子：《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个小说集子的意义、分量、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其实用它们的名字也可以概括了：《呐喊》是鲁迅呐喊时代的作品，到我们讲《呐喊》的时候再讲他为什么要呐喊，“冲啊杀啊”这样一批小说。因为是 “呐喊”嘛，所以当时影响很大；《彷徨》影响不如《呐喊》大，《彷徨》好像是革命失败后，呐喊过去之后，剩了一片寂寞的战场，战场上没有声音，寂寞下来了，别人都走了，下海的下海挣钱的挣钱去了，剩下鲁迅一个人在这里溜达。这个时候写的作品，散文、诗结集为《野草》，小说结集为《彷徨》。彷徨这两个字也很能表现鲁迅此时的心境。所以他《彷徨》里的作品和《呐喊》里完全不同，是另一个调子。一般作家的小说是先在杂志上发表然后收到小说集中，这样还可以多拿一次稿费嘛，本人也是如此做的，鲁迅也难逃此例。不过鲁迅也有些作品是没有发表过的，就包括这个《孤独者》，在收入《彷徨》之前没有发表过，用余杰的话说这属于“抽屉文学”，事先是放在抽屉了，也许是不好发表，也许是不愿意发表。本人也有些作品是这样的，本来是想发表，可哪儿也不给发给退回来。比如有一次《中国妇女》杂志跟我约稿，约了好久，我给他们写了一篇，痛斥天下的悍妇们，他们迅速给我退回来了，说不宜在本刊发表。有些文章是不好发表的，那不要紧，编书的时候把它混进去就行了，混进书中直接出版。因为有些时候编辑脑子一糊涂，一放就过去了。鲁迅的这篇《孤独者》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没有发表过，不管什么原因，我觉得这是鲁迅很珍视的作品。
    下面我来一章一章地讲，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

    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殳是一种竹子做的兵器。小说人物起名字是一件很难的事，假如你自己写过小说你会发现，这可能比给自己的孩子起个名字更困难。因为孩子刚生下来还没有什么性格，你可以随便取；而你写小说时，其中的人物在你脑子中已经有了一个形象了，要起个好的名字其实很难。我发现好的小说家起名字都起的很绝，“魏连殳”你看这这个名字就好像真有这么个人似的。鲁迅好多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写。这里我顺便介绍一个人称方面的知识：小说当中的第一人称“我”不等于作者，但经常会被混同于作者，两者是个什么关系？这里面是大有学问的。通过“我”和作者的关系的远近，可以有效地调整读者的感受。每部小说的作者是个活生生的人，比如周树人这样一个人，他和我们通过读小说所感受到的那个作者其实是两个人，我们通过读这个自称“鲁迅”的人的小说，我们脑海中会形成鲁迅这个人的形象，会觉得这个人很深刻、很冷峻、很酷，我们会有种种这样的形象建构。这些形象是通过他的小说构造出来的。任何一个作家在写作品的时候同时在写一个虚构的自我，这个虚构的自我同真实的自我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时候很接近，有时候又离得很远，有时候甚至是完全相反。有些作者写文章的时候会把这个虚构的自我形成得比较正派，比较高大，比较有正义感，因此作家比较容易受人崇拜。难道作家这个群体真的就比别的群体道德高尚？显然是不可能的。就因为他们通过作品虚构了个自我，这个 “自我”和他们的关系其实并不一致。当然也有些情况是给作者招来麻烦，比如我的有些作品就使一些读者对我产生误解，认为我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这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四面八方都约稿要求我写“幽默”文章。这就是搬起“幽默”的石头砸了自己不幽默的脚，非常痛苦。我也没有办法说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越解释也就越解释不清。就像是狼使劲用尾巴扫雪地里的脚印，脚印是扫掉了，尾巴的印却又留下了，到底狼是怎么样的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鲁迅小说中的“我”和鲁迅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尤其复杂，鲁迅经常把这个“我”混同于真实的自己，他也会把自己生活中的真事、真的朋友的名字、真的时间、真的地点写到小说中去，使你觉得这就是他，就是周树人，就是那个在教育部当个小官的周树人。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作品产生强烈的真实感，这是我们初步判断的一个意义。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作品中的“我”和实际生活中我们掌握的鲁迅的材料来相互印证，做一个双重史料。陈寅恪先生讲“诗史互证”，唐朝的诗和唐朝的历史是可以互相证明的。我们也可以从鲁迅的小说来探讨鲁迅的思想。在《孤独者》这篇小说中，第一开始就出现了“我”， “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这句话出来得这么突兀，好像和你说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小说开始了，这个真实感是扑面而来。这个小说是以倒叙的方法写的，上来就把开头结果都讲了，“送葬”是这个小说的关键词。通俗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情节来“卖关子”，他一开始不告诉你结果，让你一点点往后看，即使像金庸那样的大家也要依靠情节的不断制造悬念来吸引人。而鲁迅所代表的我们成为纯文学的，他们不依赖情节，可以把情节提前告诉你，因为小说的价值不在于情节。送殓始送殓终，主人公也许死了吧，他直接告诉你，这不要紧。下面开始倒叙的主体部分。

    那时我在Ｓ城（S城？绍兴嘛！鲁迅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写S城，这是这个老家伙的“阴谋诡计”，他有意地让人们想这是绍兴，但让你猜一下。凡是要“骗人”，不能让人家一下子就知道，稍微让对方动一下脑筋得到的答案是最牢靠的）就时时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字，都说他很有些古怪（这个人一出场，给他的评价是古怪）：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这是近代向现代转换时，大家都向往自由，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一个时代，特别是鲁迅那个时代的改革者，讲破坏家庭个人解放嘛，经常会被骂为不忠不孝，是禽兽。新文化运动时，攻击者写了篇文章来骂陈独秀、胡适，编了个对联，门匾上写着“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旁边写着“禽兽真自由，要那伦常何用”。他们认为这些“新人”都是禽兽，却没想到这些人要破坏家庭但又对家庭如此重视，他们在生活中却恰恰是忠孝两全的人）此外还有许多零碎的话柄；总之，在Ｓ城里也算是一个给人当作谈助的人。（我们看这个概括的对魏连殳的介绍，可以看出他是个矛盾的人、古怪的人，给人一种名士的感觉）有一年的秋天，我在寒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这里出现了个地名，小说中人名不好取，地名同样不好取。寒石山，读到这里，小说给人一种什么感觉？是冷的，这个小说是一个冷的色调。这个小说会越读越阴冷）；他们就姓魏，是连殳的本家。但他们却更不明白他，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这一段引出，像魏连殳这样的人，他和周围的人是有着深深的隔阂的，这里面其实讲到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命题：先觉者与群众的关系。不是说先觉者有了思想，他告诉大家，社会就跟着前进了，根本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首先我们不知道谁是先觉者，历史上被证明是先觉者的人在当时往往被认为是有病，是疯子。我们在这里上课，有个人说：“快跑吧，要地震了”。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因为没法证明他说的话要实现了。魏连殳就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连他的本家都不理解他。这里好像开始扣题目了，他很孤独，没人能理解他。）
    这也不足为奇，中国的兴学虽说已经二十年了（从晚清开始，废科举兴学校，中国开始换知识，换了西洋的知识了），寒石山却连小学也没有。全山村中，只有连殳是出外游学的学生，所以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类；但也很妒羡，说他挣得许多钱（人和人之间总是能找到一个共同点来相互“理解”的。我们中学都学过鲁迅的《故乡》，鲁迅回到家乡，豆腐西施去看望他的时候，说“哎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是能够“理解”他的，认为他挣了很多钱）。
    到秋末，山村中痢疾流行了；我也自危，就想回到城中去。那时听说连殳的祖母就染了病，因为是老年，所以很沉重；山中又没有一个医生。所谓他的家属者，其实就只有一个这祖母，雇一名女工简单地过活；他幼小失了父母，就由这祖母抚养成人的。听说她先前也曾经吃过许多苦，现在可是安乐了。但因为他没有家小，家中究竟非常寂寞，这大概也就是大家所谓异样之一端罢。
    寒石山离城是旱道一百里，水道七十里，专使人叫连殳去，往返至少就得四天。山村僻陋，这些事便算大家都要打听的大新闻，第二天便轰传（这个词用得极好）她病势已经极重，专差（鲁迅很喜欢用“大词”，以突出这件事情的奇怪和荒谬）也出发了；可是到四更天竟咽了气，最后的话，是：“为什么不肯给我会一会连殳的呢？……”（到此主人公都还没有出场，都是铺叙主人公出场前的背景）
    族长，近房，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闲人（鲁迅作品中很喜欢写“闲人”，我们今天一般都写“”革命群众”，群众来了。没有被现代秩序组织起来的群众，在鲁迅作品中就被称作“闲人”），聚集了一屋子，豫计连殳的到来，应该已是入殓的时候了。寿材寿衣早已做成，都无须筹画；他们的第一大问题是在怎样对付这“承重孙”〔２〕，因为逆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魏是个“反动派”嘛，是个新党，学了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聚议之后，大概商定了三大条件，要他必行。（改革者，不用自己去碰社会，社会早已想好的对付你的办法，想好了排兵布阵要和你斗争）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３〕。总而言之：是全都照旧。（其实是这些人设计好的一个圈套，要围歼魏连殳）
    他们既经议妥，便约定在连殳到家的那一天，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鲁迅说的比较诙谐，有调侃的意味，但通过这种调侃我们看到当时的局势是挺紧张的。思想斗争，不管形式上是怎样好玩，本质上是严肃的）村人们都咽着唾沫，新奇地听候消息；他们知道连殳是“吃洋教”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两面的争斗，大约总要开始的，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这是什么心理？看客心理，这就是新思想在中国遇到的环境，你所遇到的除了强大的对手，剩下的就是看热闹的，唯恐你们打得不热闹。我们看现在的媒体和网络，干的不就是这个事吗？）
    传说连殳的到家是下午，一进门，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族长们便立刻照豫定计画进行，将他叫（摆出长辈的派头）到大厅上，先说过一大篇冒头，然后引入本题，而且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战斗完全按计划进行，很顺利，不遗余力地要剿灭他）但终于话都说完了，沉默充满了全厅，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只见连殳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
    “都可以的。”（都白费了）
    这又很出于他们的意外，（这种小说描述的方法叫“陌生化”，大家都料到必有一场热闹可看的时候，忽然没有热闹看了。这是鲁迅惯用的伎俩）大家的心的重担都放下了，但又似乎反加重，觉得太“异样”（更觉得像个禽兽了），倒很有些可虑似的。打听新闻的村人们也很失望，口口相传道，“奇怪！他说‘都可以’哩！我们看去罢！”都可以就是照旧，本来是无足观了，但他们也还要看，黄昏之后，便欣欣然聚满了一堂前。（不管是什么结果，看客们是永远要看的）
    我也是去看的一个，先送了一份香烛；待到走到他家，已见连殳在给死者穿衣服了。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鲁迅是非常善于描写人的外形的，而且他不用工笔描写，他三笔两笔描写一个人的形象就让你终身难忘。这简单的几笔，主要给人留下个印象：黑。为什么把这个人的主要色调定为黑，这都是有美学上的讲究的。黑和孤独是有着天然的联系的。每一种色彩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概念，它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当年闻一多先生把他的书房全部漆成黑色的，在墙洞里放着一个头盖骨。他这样做有他的道理，故意表露他的某种心情。黑色除了孤独之外，还给人一种坚硬的感觉，有质感）那穿衣也穿得真好，井井有条，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使旁观者不觉叹服。寒石山老例，当这些时候，无论如何，母家的亲丁是总要挑剔的；他却只是默默地，遇见怎么挑剔便怎么改，神色也不动。站在我前面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便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大家看，提倡新思想、新道德的人，他是不是就不懂旧道德？反而是玩得滚瓜烂熟。对旧的东西不懂但直着脖子讲新的东西的人，虽不能一概否定，但大多是鲁迅所讲的“伪士”，他们不过是抓住新思想时髦这一点，证明自己与众不同而已。他们自己是没有信仰，没有操守的人。魏连殳是真的“礼教”之士，他为什么反对礼教，礼教真的有那么罪恶吗？在鲁迅的思考中，不是礼教本身出了错，而是礼教被坏人占据了，所以要反对礼教。好的东西人人抢，坏人抢得更快。人人都说民主好，但最后你被打成不民主，你就只有反民主了。革命好不好？当革命成为时髦的时候，人人都说自己是革命家，把你说成是反革命，这时候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须反革命了。改革好不好？好！但改革的结果，今天我们都看到了，改革都改到它的对立面去了，这时候真正的改革者就只有反改革了。任何事物都会走向它的反面，自由民主都成了一块遮羞布。像“竹林七贤”、魏晋那些名士，他们本来是最讲究忠孝的，但忠孝这东西被坏人窃据了，他们只好讲不忠不孝。这是思想的辩证法）
    其次是拜；其次是哭，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我也参加过很多这样的丧事，女人们的哭词合辙押韵，就像宿构的作文，来了就会唱，也不知道谁教她们的，都是一套固定的程序）其次入棺；其次又是拜；又是哭，直到钉好了棺盖。沉静了一瞬间，大家忽而扰动了（鲁迅就是这样，在有事的时候他写“没事”“什么都可以”；在没事的时候他又写“有事”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我也不由的突然觉到：连殳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很奇怪了，为什么不哭呢？不哭肯定是不忠不孝了），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我们今天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不哭了，因为他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哭，那些人的哭都是假哭，没一个是真的，只不过是表演。原始儒家孔子所讲的这个“礼”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是你发自内心地觉得学生应该尊重老师，而不是规定你必须尊重老师，如果是根据规定对老师鞠躬点头哈腰，那是表演。所以这样的礼是不喜欢的，我觉得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礼教走到了末头，僵化了变成一套表演。真正伤心的人被撇在了一边，在这样的环境下，魏连殳他怎么可能哭。可他不哭就是他不孝的证据，大家就看着他很奇怪）

    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但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下面就出现了一个经典的场面，也是鲁迅小说中最经典的场面之一）。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是别人描写不出来的一个情境。这样一个狼的形象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这样塑造出来的。有谁用狼来形容过一个正面人物吗？狼在鲁迅的笔下，和传统中国人的印象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是从人类狭隘自私的角度出发，把动物分成是好的和坏的，能够随随便便给我们吃的我们认为是好动物，不那么老老实实给我们吃的我们就说是坏蛋，甚至有些动物跟我们抢吃的那就是大坏蛋。但是鲁迅能够超越人这个种类来看宇宙间的万物。在鲁迅的眼中，狼是英雄，是孤独的英雄，是从来不被人理解的英雄。我们半夜里听到狼的叫声，感到的是恐惧；而鲁迅是这样描写狼的，他能从狼的叫声中听出愤怒、悲哀和受伤。这样的形象读出来对烘托魏连殳这个人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家的哭都是按照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进行“双规”的哭，还有对定的方式，而魏连殳根本就不合规矩，“该哭”的时候他不哭，人都走散了他忽然哭起来了。这很“奇怪”）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他们想了那么多“计划”，就漏了这一条了），大家都手足无措了，迟疑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啕，铁塔似的动也不动。（鲁迅很喜欢写这样的形象，这个人并不高大，瘦小，但却那么有质感，铁塔似的，黑的，这样一个形象。我们知道，这时候写他这个哭，是一个真性情的哭，是真的哭，不是按什么规定。不管为什么哭，他是发自内心的哭，真的是悲从中来，直欲一哭。像金庸《书剑恩仇录》最后写陈家洛，有一种直欲放声一哭的感觉。这是鲁迅所赞赏的“魏晋风度”，也就是真性情。）
    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这才突然停了下来，也不向吊客招呼（完全不合“章法”。现在干什么事都要跟别人打招呼，好让人配合。就像《天下无贼》里打劫的还要说“干吗呀？我们打劫呢！”），径自往家里走。接着就有前去窥探的人来报告：他走进他祖母的房里，躺在床上，而且，似乎就睡熟了。（真是很“奇怪”，其实鲁迅在这里写的正是人所应该具有的真性情，一种只有古代先民才具有的状态。在原始社会中，最早的亲人与亲人之间表达感情可能就是这样的，那时候没有圣贤出来立规矩。悲痛了就哭，哭完了该睡就睡。就像小孩子跟大人要糖，要不到就哭，哭累了就睡，第二天起来也不记仇。为什么小孩儿是真人呢？真人就应该如此。我们受“文明”的污染太久了，我们不敢这样，这里讲了一个人为什么哭的道理。）
    隔了两日，是我要动身回城的前一天，便听到村人都遭了魔似的发议论，说连殳要将所有的器具大半烧给他祖母，余下的便分赠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这些东西居然不分给大家，不让大家利益均沾，）并且连房屋也要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了。亲戚本家都说到舌敝唇焦，也终于阻当不住。（其实很多人来参加丧事都是要来分一杯羹的，都是惦记丧主的房子、钱呀什么的。）
    恐怕大半也还是因为好奇心，我归途中经过他家的门口，便又顺便去吊慰。他穿了毛边的白衣出见，（该讲的规矩他也是讲的）神色也还是那样，冷冷的。我很劝慰了一番；他却除了唯唯诺诺之外，只回答了一句话，是：
    “多谢你的好意。”

　　　　　　　　　　　　　　　　　　二

　　我们第三次相见就在这年的冬初，Ｓ城的一个书铺子里，大家同时点了一点头，总算是认识了。但使我们接近起来的，是在这年底我失了职业之后。从此，我便常常访问连殳去。一则，自然是因为无聊赖；二则，因为听人说，他倒很亲近失意的人的（真性情的人是这样交朋友的），虽然素性这么冷。但是世事升沉无定，失意人也不会常是失意人，所以他也就很少长久的朋友。这传说果然不虚。我一投名片，他便接见了。两间连通的客厅，并无什么陈设，不过是桌椅之外，排列些书架，大家虽说他是一个可怕的“新党”，架上却不很有新书。（鲁迅很擅长通过好像无关紧要的细节来写人物。新党应该有新书啊，你看看我们的海归派的书架上都放的什么书？还有那些号称有新思想的？他一定放很多新书，表示他有新思想）他已经知道我失了职业；但套话一说就完，主客便只好默默地相对，逐渐沉闷起来。我只见他很快地吸完一枝烟，烟蒂要烧着手指了，才抛在地面上。（两人都是真性情的人，不说那些客套话）
　　“吸烟罢。”他伸手取第二枝烟时，忽然说。
　　我便也取了一枝，吸着，讲些关于教书和书籍的，但也还觉得沉闷。我正想走时，门外一阵喧嚷和脚步声，四个男女孩子闯进来了。大的八九岁，小的四五岁，手脸和衣服都很脏，而且丑得可以（我们看鲁迅笔下写孩子和别的作家很不一样，大多数作家为了表示自己有爱心，写的孩子都很好，天真可爱活泼。鲁迅写的孩子，好的时候不多，不好的却有若干回。往往写得孩子很脏，很丑，很没礼貌。但鲁迅对孩子没有爱心吗？鲁迅对孩子的爱心是这个世界上数得上的。但爱孩子不表现在说他们好，不表现在所谓的“快乐教育”上。那些“快乐教育”的实施者、跟孩子讲民主的人往往是不爱孩子的）。但是连殳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连忙站起，向客厅间壁的房里走，一面说道：
　　“大良，二良，都来！你们昨天要的口琴，我已经买来了。”（魏连殳是这样对待孩子的，口琴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恐怕也是顶级的奢侈品了吧）
　　孩子们便跟着一齐拥进去，立刻又各人吹着一个口琴一拥而出，一出客厅门，不知怎的便打将起来。有一个哭了。
　　“一人一个，都一样的。不要争呵！”他还跟在后面嘱咐。（前面不说话，冷冷的，这时候突然说这么多的话）
　　“这么多的一群孩子都是谁呢？”我问。
　　“是房主人的。他们都没有母亲，只有一个祖母。”
　　“房东只一个人么？”
　　“是的。他的妻子大概死了三四年了罢，没有续娶。——否则，便要不肯将余屋租给我似的单身人。”他说着，冷冷地微笑了。（他不是不懂世故，他全懂，顺便也讽刺一下世态）
　　我很想问他何以至今还是单身，但因为不很熟，终于不好开口。
　　只要和连殳一熟识，是很可以谈谈的。他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沦》〔４〕的罢，（代表一类自伤自怜的文学。我们都知道鲁迅是青年导师，但鲁迅笔下的青年也并非都是正面形象，鲁迅写过很多青年丑陋的一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这是鲁迅笔下的“五四青年”！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其实是一群假“愤青”，假装对社会不满，其实做不了什么实际的事，这也不满拿也不满，但却要攻击一切人的。鲁迅在早期也和魏连殳一样是对青年满腔热忱的，但到了《彷徨》的时期明白，青年也是有好有坏的，孩子也是有好有坏的，这是他一个思想转折期）还有那房主的孩子们，总是互相争吵，打翻碗碟，硬讨点心，乱得人头昏。但连殳一见他们，却再不像平时那样的冷冷的了，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听说有一回，三良发了红斑痧，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不料那病是轻的，于是后来便被孩子们的祖母传作笑柄。（魏连殳很像年轻时候的鲁迅，单纯地相信进化论，认为人一代比一代好）
　　“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有一天特地乘机对我说。（就好像我们今天总认为学生都是好的那样。有时候人太善良了就会这样，毛泽东也说过学生永远是对的，学生运动没有错误，其实不见得）
　　“那也不尽然。”我只是随便回答他。
　　“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魏的这段话是充满了希望的，把他对未来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孩子身上）
　　“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何尝是无端……。”（两人不讨论则已，一讨论则是这般的高深，性善论和性恶论，内因和外因的问题）我因为闲着无事，便也如大人先生们一下野，就要吃素谈禅〔５〕一样，正在看佛经。佛理自然是并不懂得的，但竟也不自检点，一味任意地说。
　　然而连殳气忿了，只看了我一眼，不再开口。我也猜不出他是无话可说呢，还是不屑辩。但见他又显出许久不见的冷冷的态度来，默默地连吸了两枝烟；待到他再取第三枝时，我便只好逃走了。（在两人的交往中，已经显现出鲁迅对孤独者的一种认识，这和我们惯常的认识是不同的，我们认为理解孤独者的地方往往是错的。魏的本家知道他是“孤独者”，专门针对他这一面布置了天罗地网，没想到全都落空了。他到底是左是右，还是骑墙派。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我认为这都是当下青年值得思考的问题，不一定能思考明白，但今天思考的种子十年二十年也许会开出花来）
　　这仇恨是历了三月之久才消释的。原因大概是一半因为忘却，一半则他自己竟也被“天真”的孩子所仇视了，于是觉得我对于孩子的冒渎的话倒也情有可原。但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其时是在我的寓里的酒后，他似乎微露悲哀模样，半仰着头道：
　　“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
　　“这是环境教坏的。”
　　我即刻很后悔我的话。但他却似乎并不介意，只竭力地喝酒，其间又竭力地吸烟。
　　“我倒忘了，还没有问你，”我便用别的话来支梧，“你是不大访问人的，怎么今天有这兴致来走走呢？我们相识有一年多了，你到我这里来却还是第一回。”
　　“我正要告诉你呢：你这几天切莫到我寓里来看我了。我的寓里正有很讨厌的一大一小在那里，都不像人！”
　　“一大一小？这是谁呢？”我有些诧异。
　　“是我的堂兄和他的小儿子。哈哈，儿子正如老子一般。”
　　“是上城来看你，带便玩玩的罢？”
　　“不。说是来和我商量，就要将这孩子过继给我的。”
　　“呵！过继给你？”我不禁惊叫了，“你不是还没有娶亲么？”
　　“他们知道我不娶的了。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其实是要过继给我那一间寒石山的破屋子。我此外一无所有，你是知道的；钱一到手就化完。只有这一间破屋子。他们父子的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
　　他那词气的冷峭，实在又使我悚然。但我还慰解他说：
　　“我看你的本家也还不至于此。他们不过思想略旧一点罢了。譬如，你那年大哭的时候，他们就都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你……。”
　　“我父亲死去之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我大哭着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他两眼向上凝视，仿佛要在空中寻出那时的情景来。
　　“总而言之：关键就全在你没有孩子。你究竟为什么老不结婚的呢？”我忽而寻到了转舵的话，也是久已想问的话，觉得这时是最好的机会了。
　　他诧异地看着我，过了一会，眼光便移到他自己的膝髁上去了，于是就吸烟，没有回答。
 

 

　　　　　　　　　　　　　　　　　三
　　但是，虽在这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中，也还不给连殳安住。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匿名！真的孤独者假如遇到对手的话也就不孤独了，最难受的是遇不到对手。就像老虎在林中漫步，遇不到向他挑战的，遇到的都是躲在暗处叫嚣的，但谁也不上前来真的过招，相当于这种匿名攻击）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流言”是鲁迅的常用词。它的威力是巨大的，像传染病毒一样）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单是话柄，大概是于他有损的了。（不知道对手是谁，但是已经有损害，这就是鲁迅说的“无物之阵”，你是个有思想有特点的人，你当然就伤害了别人了，但是你伤害的那些人并不现身出来和你决战。你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大阵，但是你看不见对手，像“鬼打墙”，到处都走不出去，真正的十面埋伏）我知道这是他近来喜欢发表文章的结果，倒也并不介意。Ｓ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到这里，这个S城已经不仅仅指绍兴，扩大为整个中国）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这是向来如此的，连殳自己也知道。但到春天，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我们中国对付人的程序，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这却使我觉得有些兀突；其实，这也是向来如此的，不过因为我希望着自己认识的人能够幸免，所以就以为兀突罢了，Ｓ城人倒并非这一回特别恶。（鲁迅这句话说的特别“恶”，他不是但就这一件事发议论，这里面包含着更深的悲愤）
　　其时我正忙着自己的生计，一面又在接洽本年秋天到山阳去当教员的事，竟没有工夫去访问他。待到有些余暇的时候，离他被辞退那时大约快有三个月了，可是还没有发生访问连殳的意思。（其实他们精神上是相连的，但并不需要常常来往，常常来往的也不一定是精神上相连的，这就是好朋友的距离）有一天，我路过大街，偶然在旧书摊前停留，却不禁使我觉到震悚，因为在那里陈列着的一部汲古阁初印本《史记索隐》〔６〕，正是连殳的书。他喜欢书，但不是藏书家，这种本子，在他是算作贵重的善本，非万不得已，不肯轻易变卖的。难道他失业刚才两三月，就一贫至此么？虽然他向来一有钱即随手散去，没有什么贮蓄。于是我便决意访问连殳去，（“我”虽然也很忙，知道这个时候连殳穷的不行了，也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顺便在街上买了一瓶烧酒，两包花生米，两个熏鱼头。
　　他的房门关闭着，叫了两声，不见答应。我疑心他睡着了，更加大声地叫，并且伸手拍着房门。
　　“出去了罢！”大良们的祖母，那三角眼的胖女人，从对面的窗口探出她花白的头来了，也大声说，不耐烦似的。
　　“那里去了呢？”我问。
　　“那里去了？谁知道呢？——他能到那里去呢，你等着就是，一会儿总会回来的。”
　　我便推开门走进他的客厅去。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７〕，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连书籍也只剩了在Ｓ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屋中间的圆桌还在，先前曾经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和腌脏吵闹的孩子们的，现在却见得很闲静，只在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这几句是写环境吗？其实是写世态炎凉，不用刻意去写那些青年，只需通过前后的对比）我就在桌上放了酒瓶和纸包，拖过一把椅子来，靠桌旁对着房门坐下。（鲁迅用词能体现出他文学家的一面，尤其是动词，找不出更好的词可以替代）
　　的确不过是“一会儿”，房门一开，一个人悄悄地阴影似的进来了，（每提到魏连殳都是往黑里写）正是连殳。也许是傍晚之故罢，看去仿佛比先前黑，但神情却还是那样。
　　“阿！你在这里？来得多久了？”他似乎有些喜欢。（这种人外表是冰，内心是火，他极力掩饰着心里的火和温情）
　　“并没有多久。”我说，“你到那里去了？”
　　“并没有到那里去，不过随便走走。”（已无处去）
　　他也拖过椅子来，在桌旁坐下；我们便开始喝烧酒，（真正的朋友用不着客气）一面谈些关于他的失业的事。但他却不愿意多谈这些；他以为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自己时常遇到的事，无足怪，而且无可谈的。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不知怎地我此时看见空空的书架，也记起汲古阁初印本的《史记索隐》，忽而感到一种淡漠的孤寂和悲哀。（这是一种相惜的感情，由对方看见了自己，由他的孤寂看见了自己的孤寂）
　　“你的客厅这么荒凉……。近来客人不多了么？”
　　“没有了。他们以为我心境不佳，来也无意味。心境不佳，实在是可以给人们不舒服的。冬天的公园，就没有人去……。”
　　他连喝两口酒，默默地想着，突然，仰起脸来看着我问道，“你在图谋的职业也还是毫无把握罢？……”
　　我虽然明知他已经有些酒意，但也不禁愤然，正想发话，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门外是大良们笑嚷的声音。（他本是这么冷的一个人。人的有些感情是没有办法掩饰的）
　　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这个场面是从“我”坐在屋里用听广播剧的方法描写出来的）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他低声，嘲笑似的说。（透露出的心境是悲凉。世界是坏的，但他认为孩子是好的，可孩子连他的花生米都不吃了）
　　“连殳，”我很觉得悲凉，却强装着微笑，说，“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
　　他冷冷的笑了一笑。
　　“我的话还没有完哩。你对于我们，偶而来访问你的我们，也以为因为闲着无事，所以来你这里，将你当作消遣的资料的罢？”（这是很深的，不是好朋友不能这样说的）
　　“并不。但有时也这样想。或者寻些谈资。”
　　“那你可错误了。人们其实并不这样。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８〕，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我叹惜着说。
　　“也许如此罢。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高人跟你谈话的时候，他不是另造一个比喻，他顺着你的比喻展开，焕发出新的意味）——自然，世上也尽有这样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然而这也没有什么要紧，我早已豫先一起哭过了……。”（照应前文，前面那场大哭，除了对祖母的哀悼，其实预先连自己都哭过了，把自己也都哀悼了）
　　我即刻记起他祖母大殓时候的情景来，如在眼前一样。
　　“我总不解你那时的大哭……。”于是鹘突地问了。
　　“我的祖母入殓的时候罢？是的，你不解的。”他一面点灯，一面冷静地说，“你的和我交往，我想，还正因为那时的哭哩。你不知道，这祖母，是我父亲的继母；他的生母，他三岁时候就死去了。”他想着，默默地喝酒，吃完了一个熏鱼头。（鲁迅的细节照顾得非常周密）
　　“那些往事，我原是不知道的。只是我从小时候就觉得不可解。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家景也还好，正月间一定要悬挂祖像，盛大地供养起来。看着这许多盛装的画像，在我那时似乎是不可多得的眼福。但那时，抱着我的一个女工总指了一幅像说：‘这是你自己的祖母。拜拜罢，保佑你生龙活虎似的大得快。’我真不懂得我明明有着一个祖母，怎么又会有什么‘自己的祖母’来。可是我爱这‘自己的祖母’，她不比家里的祖母一般老；她年青，好看，穿着描金的红衣服，戴着珠冠，和我母亲的像差不多。我看她时，她的眼睛也注视我，而且口角上渐渐增多了笑影：我知道她一定也是极其爱我的。
　　“然而我也爱那家里的，终日坐在窗下慢慢地做针线的祖母。虽然无论我怎样高兴地在她面前玩笑，叫她，也不能引她欢笑，常使我觉得冷冷地，和别人的祖母们有些不同。但我还爱她。可是到后来，我逐渐疏远她了；这也并非因为年纪大了，已经知道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的缘故，倒是看久了终日终年的做针线，机器似的，自然免不了要发烦。但她却还是先前一样，做针线；管理我，也爱护我，虽然少见笑容，却也不加呵斥。（设身处地地去想，就可以体会这个老太太的孤独）直到我父亲去世，还是这样；后来呢，我们几乎全靠她做针线过活了，自然更这样，直到我进学堂……。”（这是一个非常善良勤劳的妇女，但给人的印象却也是冷冷的）

　　灯火销沉下去了，煤油已经将涸，他便站起，从书架下摸出一个小小的洋铁壶来添煤油。
　　“只这一月里，煤油已经涨价两次了……。”他旋好了灯头，慢慢地说。“生活要日见其困难起来。——她后来还是这样，直到我毕业，有了事做，生活比先前安定些；恐怕还直到她生病，实在打熬不住了，只得躺下的时候罢……。
　　“她的晚年，据我想，是总算不很辛苦的，享寿也不小了，正无须我来下泪。况且哭的人不是多着么？连先前竭力欺凌她的人们也哭，至少是脸上很惨然。哈哈！……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精炼的概括，这个孙子是理解她的，虽不是亲生的）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但大半也还是因为我那时太过于感情用事……。（那时是为普天下受苦人一哭，李白的诗“与尔同销万古愁”，他的哭别人怎么能体会呢，那些呜呜呀呀的哭就显得有些令人厌恶了，比较可笑的假的哭，是封建礼教的哭。我们现在有些人看了韩剧，认为那是儒家文化，竟然希望中国回到那种状态，一招一式按照某种仪式去做，那都是假的，那怎么叫儒家呢？那正是革命的起因）
　　“你现在对于我的意见，就是我先前对于她的意见。然而我的那时的意见，其实也不对的。便是我自己，从略知世事起，就的确逐渐和她疏远起来了……。”（读着鲁迅这样的段落，有时觉得很难受，觉得很枯燥。干吗把人的心写得这么真切，有时鲁迅真是不招人喜欢，有时我也不喜欢他，因此我知道真理有时不得人心，我知道我离鲁迅太远了，我没有这种勇气）
　　他沉默了，指间夹着烟卷，低了头，想着。灯火在微微地发抖。
　　“呵，人要使死后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是不容易的事呵。”（难道是他追求的境界？一个人死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悲伤，这是不正常的，一定是被某种宣传笼罩住了，使我们认为他是坏人……）
　　他自言自语似的说；略略一停，便仰起脸来向我道，“想来你也无法可想。我也还得赶紧寻点事情做……。”
　　“你再没有可托的朋友了么？”我这时正是无法可想，连自己。
　　“那倒大概还有几个的，可是他们的境遇都和我差不多……。”（可见真朋友都是“穷”朋友，不是物质上的穷，是穷困，都没有什么办法）
　　我辞别连殳出门的时候，圆月已经升在中天了，是极静的夜。（鲁迅会写开头也很会写结尾，在一段很难受的对话之后却是这样一幅场景，简净的千钧！）
　　　　　　　　　　　　　　　　　 四

　　山阳的教育事业的状况很不佳。我到校两月，得不到一文薪水，只得连烟卷也节省起来。但是学校里的人们，虽是月薪十五六元的小职员，也没有一个不是乐天知命的，仗着逐渐打熬成功的铜筋铁骨，面黄肌瘦地从早办公一直到夜，其间看见名位较高的人物，还得恭恭敬敬地站起，实在都是不必“衣食足而知礼节”〔８〕的人民。我每看见这情状，不知怎的总记起连殳临别托付我的话来。（倒叙的倒叙）他那时生计更其不堪了，窘相时时显露，看去似乎已没有往时的深沉，知道我就要动身，深夜来访，迟疑了许久，才吞吞吐吐地说道：
　　“不知道那边可有法子想？——便是钞写，一月二三十块钱的也可以的。我……。”
　　我很诧异了，还不料他竟肯这样的迁就，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我还得活几天……。”
　　“那边去看一看，一定竭力去设法罢。”
　　这是我当日一口承当的答话，后来常常自己听见，眼前也同时浮出连殳的相貌，而且吞吞吐吐地说道“我还得活几天”。到这些时，我便设法向各处推荐一番；但有什么效验呢，事少人多，结果是别人给我几句抱歉的话，我就给他几句抱歉的信。到一学期将完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加坏了起来。那地方的几个绅士所办的《学理周报》上，竟开始攻击我了，自然是决不指名的，但措辞很巧妙，使人一见就觉得我是在挑剔学潮〔１０〕，连推荐连殳的事，也算是呼朋引类。
　　我只好一动不动，除上课之外，便关起门来躲着，有时连烟卷的烟钻出窗隙去，也怕犯了挑剔学潮的嫌疑。连殳的事，自然更是无从说起了。这样地一直到深冬。
　　下了一天雪，到夜还没有止，屋外一切静极，静到要听出静的声音来。（鲁迅是最善于写静的人，而最善于写静的人才能写动）我在小小的灯火光中，闭目枯坐，如见雪花片片飘坠，来增补这一望无际的雪堆；故乡也准备过年了，人们忙得很；我自己还是一个儿童，在后园的平坦处和一伙小朋友塑雪罗汉。雪罗汉的眼睛是用两块小炭嵌出来的，颜色很黑，这一闪动，便变了连殳的眼睛。
　　“我还得活几天！”仍是这样的声音。
　　“为什么呢？”我无端地这样问，立刻连自己也觉得可笑了。
　　这可笑的问题使我清醒，坐直了身子，点起一枝烟卷来；推窗一望，雪果然下得更大了。听得有人叩门；不一会，一个人走进来，但是听熟的客寓杂役的脚步。他推开我的房门，交给我一封六寸多长的信，字迹很潦草，然而一瞥便认出“魏缄”两个字，是连殳寄来的。（先烘托了平淡的雪夜，平中见奇的写法）
　　这是从我离开Ｓ城以后他给我的第一封信。我知道他疏懒，本不以杳无消息为奇，但有时也颇怨他不给一点消息。待到接了这信，可又无端地觉得奇怪了，慌忙拆开来。里面也用了一样潦草的字体，写着这样的话：

　  “申飞……。

　  “我称你什么呢？我空着。你自己愿意称什么，你自己添上去罢。我都可以的。别后共得三信，没有复。这原因很简单：我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你或者愿意知道些我的消息，现在简直告诉你罢：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　　　　然而就活下去么？“愿意我活几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谁杀的呢？谁也不知道。（谁是敌人？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谁是敌人，每一个时候其实我们都很难找到敌人。革命胜利了，还有敌人吗？没有，一个比一个革命。但革命明明是有敌人的，要不革命又怎会最后失败呢？革命后来又换了个词，叫改革。每个人都拥护改革，但改革分明是有敌人的，要不怎么会改成这个德行呢？）
　 人生的变化多么迅速呵！这半年来，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这里的语言和《野草》里是一致的）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同时，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同时，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熟悉鲁迅的人知道这是鲁迅的话。鲁迅在给许广平的情书中说：“与其说我是为爱我的人活着，不如说我是为恨我的人活着。我就是要给你们的世界增加一点不完美，我就是要活在你们的世界里，让你们看着恶心。但鲁迅这些话并不像我们现在那些骂人的话，而是一种庄重的宣言，其实这是一种复仇。复仇也是鲁迅的重要思想之一。在我们这个天天叫嚷宽容的时代，去思考一下鲁迅关于复仇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对谁应该宽容，对谁应该复仇，是谁剥夺了我们复仇的权利，强迫人民家破人亡之后还要宽容的）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下面是这篇小说的文眼）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话的时候就感到字字滴着血。我是上高中的时候第一次读这篇小说的，读了一遍后就再也不想读下去了，这跟我上高中时的社会实在是太不搭界了，就社会怎么就这么坏啊。后来我不止一次再读这小说，我是百感交集）“你以为我发了疯么？你以为我成了英雄或伟人了么？不，不的。这事情很简单；我近来已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这是魏连殳一个人的道路吗？大家为什么读这一段这么有感觉？因为这是中国千千万万年轻人真实的选择：年轻的时候，你满腔理想、正直、拒不投降，同生活抗争，可是你最后活不下去，你被迫就换了一种活法，当某某人的顾问，考公务员了嘛。最后你活下去了，反正你薪水80元了，你胜利了，可这时你真真切切地失败了，“然而你胜利了”，这就是胜利的辩证法。但是我们多数人不这样想。当你这样想的时候，这就是孤独，也许你只是一闪念，那一刻你会知道孤独的意义）“申飞……。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你自己定就是，我都可以的。“你大约还记得我旧时的客厅罢，我们在城中初见和将别时候的客厅。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你前信说你教书很不如意。你愿意也做顾问么？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办。其实是做门房也不妨，一样地有新的宾客和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我这里下大雪了。你那里怎样？现在已是深夜，吐了两口血，使我清醒起来。（他并没有过好，不去治自己的病，他只是在探求什么是胜利和失败）记得你竟从秋天以来陆续给了我三封信，这是怎样的可以惊异的事呵。我必须寄给你一点消息，你或者不至于倒抽一口冷气罢。

“此后，我大约不再写信的了，我这习惯是你早已知道的。何时回来呢？倘早，当能相见。——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那么，请你忘记我罢。我从我的真心感谢你先前常替我筹划生计。但是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最后这句话使我想起《狂》）

　　　　　　　　　　　　　　 　　连殳。十二月十四日。”

　　这虽然并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气”，但草草一看之后，又细看了一遍，却总有些不舒服，而同时可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又想，他的生计总算已经不成问题，我的担子也可以放下了，虽然在我这一面始终不过是无法可想。忽而又想写一封信回答他，但又觉得没有话说，于是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
　　我的确渐渐地在忘却他。在我的记忆中，他的面貌也不再时常出现。但得信之后不到十天，Ｓ城的学理七日报社忽然接续着邮寄他们的《学理七日报》来了。我是不大看这些东西的，不过既经寄到，也就随手翻翻。这却使我记起连殳来，因为里面常有关于他的诗文，如《雪夜谒连殳先生》，《连殳顾问高斋雅集》等等；有一回，《学理闲谭》里还津津地叙述他先前所被传为笑柄的事，称作“逸闻”，言外大有“且夫非常之人，必能行非常之事”〔１１〕的意思。
　　不知怎地虽然因此记起，但他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胡；然而又似乎和我日加密切起来，往往无端感到一种连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不安和极轻微的震颤。幸而到了秋季，这《学理七日报》就不寄来了；山阳的《学理周刊》上却又按期登起一篇长论文：《流言即事实论》。里面还说，关于某君们的流言，已在公正士绅间盛传了。这是专指几个人的，有我在内；我只好极小心，照例连吸烟卷的烟也谨防飞散。小心是一种忙的苦痛，因此会百事俱废，自然也无暇记得连殳。总之：我其实已经将他忘却了。
　　但我也终于敷衍不到暑假，五月底，便离开了山阳。

　　　　　　　　　　　　　　　　　 五

　　从山阳到历城，又到太谷，一总转了大半年，终于寻不出什么事情做，我便又决计回Ｓ城去了。到时是春初的下午，天气欲雨不雨，一切都罩在灰色中；旧寓里还有空房，仍然住下。在道上，就想起连殳的了，到后，便决定晚饭后去看他。我提着两包闻喜名产的煮饼，走了许多潮湿的路，让道给许多拦路高卧的狗，这才总算到了连殳的门前。里面仿佛特别明亮似的。我想，一做顾问，连寓里也格外光亮起来了，不觉在暗中一笑。但仰面一看，门旁却白白的，分明帖着一张斜角纸〔１２〕。我又想，大良们的祖母死了罢；同时也跨进门，一直向里面走。
　　微光所照的院子里，放着一具棺材，旁边站一个穿军衣的兵或是马弁，还有一个和他谈话的，看时却是大良的祖母；另外还闲站着几个短衣的粗人。我的心即刻跳起来了。她也转过脸来凝视我。
　　“阿呀！您回来了？何不早几天……。”她忽而大叫起来。
　　“谁……谁没有了？”我其实是已经大概知道的了，但还是问。
　　“魏大人，前天没有的。”
　　我四顾，客厅里暗沉沉的，大约只有一盏灯；正屋里却挂着白的孝帏，几个孩子聚在屋外，就是大良二良们。
　　“他停在那里，”大良的祖母走向前，指着说，“魏大人恭喜之后，我把正屋也租给他了；他现在就停在那里。”
　　孝帏上没有别的，前面是一张条桌，一张方桌；方桌上摆着十来碗饭菜。我刚跨进门，当面忽然现出两个穿白长衫的来拦住了，瞪了死鱼似的眼睛，从中发出惊疑的光来，钉住了我的脸。我慌忙说明我和连殳的关系，大良的祖母也来从旁证实，他们的手和眼光这才逐渐弛缓下去，默许我近前去鞠躬。
　　我一鞠躬，地下忽然有人呜呜的哭起来了，定神看时，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伏在草荐上，也是白衣服，头发剪得很光的头上还络着一大绺苎麻丝〔１３〕。
　　我和他们寒暄后，知道一个是连殳的从堂兄弟，要算最亲的了；一个是远房侄子。我请求看一看故人，他们却竭力拦阻，说是“不敢当”的。然而终于被我说服了，将孝帏揭起。
　　这回我会见了死的连殳。但是奇怪！他虽然穿一套皱的短衫裤，大襟上还有血迹，脸上也瘦削得不堪，然而面目却还是先前那样的面目，宁静地闭着嘴，合着眼，睡着似的，几乎要使我伸手到他鼻子前面，去试探他可是其实还在呼吸着。
　　一切是死一般静，死的人和活的人。我退开了，他的从堂兄弟却又来周旋，说“舍弟”正在年富力强，前程无限的时候，竟遽尔“作古”了，这不但是“衰宗”不幸，也太使朋友伤心。言外颇有替连殳道歉之意；这样地能说，在山乡中人是少有的。但此后也就沉默了，一切是死一般静，死的人和活的人。
　　我觉得很无聊，怎样的悲哀倒没有，便退到院子里，和大良们的祖母闲谈起来。知道入殓的时候是临近了，只待寿衣送到；钉棺材钉时，“子午卯酉”四生肖是必须躲避的。她谈得高兴了，说话滔滔地泉流似的涌出，说到他的病状，说到他生时的情景，也带些关于他的批评。
　　“你可知道魏大人自从交运之后，人就和先前两样了，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对人也不再先前那么迂。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见我是叫老太太的么？后来就叫‘老家伙’。唉唉，真是有趣。人送他仙居术〔１４〕，他自己是不吃的，就摔在院子里，——就是这地方，——叫道，‘老家伙，你吃去罢。’他交运之后，人来人往，我把正屋也让给他住了，自己便搬在这厢房里。他也真是一走红运，就与众不同，我们就常常这样说笑。要是你早来一个月，还赶得上看这里的热闹，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做诗的做诗，打牌的打牌……。
　　“他先前怕孩子们比孩子们见老子还怕，总是低声下气的。近来可也两样了，能说能闹，我们的大良们也很喜欢和他玩，一有空，便都到他的屋里去。他也用种种方法逗着玩；要他买东西，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哈哈，真是过得热闹。前两月二良要他买鞋，还磕了三个响头哩，哪，现在还穿着，没有破呢。”
　　一个穿白长衫的人出来了，她就住了口。我打听连殳的病症，她却不大清楚，只说大约是早已瘦了下去的罢，可是谁也没理会，因为他总是高高兴兴的。到一个多月前，这才听到他吐过几回血，但似乎也没有看医生；后来躺倒了；死去的前三天，就哑了喉咙，说不出一句话。十三大人从寒石山路远迢迢地上城来，问他可有存款，他一声也不响。十三大人疑心他装出来的，也有人说有些生痨病死的人是要说不出话来的，谁知道呢……。
　　“可是魏大人的脾气也太古怪，”她忽然低声说，“他就不肯积蓄一点，水似的化钱。十三大人还疑心我们得了什么好处。有什么屁好处呢？他就冤里冤枉胡里胡涂地化掉了。譬如买东西，今天买进，明天又卖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待到死了下来，什么也没有，都糟掉了。要不然，今天也不至于这样地冷静……。
　　“他就是胡闹，不想办一点正经事。我是想到过的，也劝过他。这么年纪了，应该成家；照现在的样子，结一门亲很容易；如果没有门当户对的，先买几个姨太太也可以：人是总应该像个样子的。可是他一听到就笑起来，说道，‘老家伙，你还是总替别人惦记着这等事么？’你看，他近来就浮而不实，不把人的好话当好话听。要是早听了我的话，现在何至于独自冷清清地在阴间摸索，至少，也可以听到几声亲人的哭声……。”
　　一个店伙背了衣服来了。三个亲人便检出里衣，走进帏后去。不多久，孝帏揭起了，里衣已经换好，接着是加外衣。
　　这很出我意外。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嵌着很宽的红条，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金闪闪的肩章，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级，那里来的品级。到入棺，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
　　三个亲人扶着棺沿哭了一场，止哭拭泪；头上络麻线的孩子退出去了，三良也避去，大约都是属“子午卯酉”之一的。
　　粗人打起棺盖来，我走近去最后看一看永别的连殳。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敲钉的声音一响，哭声也同时迸出来。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只好退到院子里；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七日毕。

“烈女不怕死　又何懼你 不會失去血性和品味 …… 放棄事與非 與魔鬼在一起“

 

又见花季跳楼事件。标题往往是不堪凌辱，贞烈，褒扬与同情之余，也出现另一种声音，悲天悯人，又带着独醒式的谴责意味。文中强调生命宝贵，明知死路一条，何苦来哉，便是顺从了又如何，至少保住了性命，再有，处女膜修补术云云。愚昧，愚昧的人不是少女，而是文人。年少无知，遇人不淑，情急之下方寸已乱，慌不择路，如何能如文人般算计精明，或是久经沙场的性工作者那样百般逢迎，献媚。换一个角度，确实，生命无价，但尊严与节气又岂是那么轻易放弃？女孩捍卫的是什么，一层薄膜么？非也非也。她捍卫的是自由和尊严。每个人都有权力说不，即便那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而这，就是中国人失传已久的节气。

 

时穷节乃见，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南宋的懦弱文人，难道不知道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在荣华富贵与断头台之间选择。对于虚无缥缈的节气与现实的利益相比，现代人肯定会选择利益，而古人却选择后者。当然，精英们可以说这是愚忠，是封建思想，是被洗了脑。奴隶顺民固然会诧异还有人如此顽固执着，却不知真正脑子坏掉的人是谁。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变通，圆滑，只不过是低一低头，只不过是弯一弯腰，只不过是伸一伸手，面对现实利益，任何原则立场都可以放弃，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危害。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被韬光养晦的鸵鸟政策所取代，怯懦忍让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直到有一天，巴士阿叔站出来说，你不要挑衅我！

这几天心里烦，随手从书架上拿了本书来翻翻，正是钱钟书的《围城》。躺在床上看了几页，突然感到：为什么不能像方鸿渐那样活著呢？

方鸿渐人不笨，口才很好，加之又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关系网也很完善。就是放到现在，也该算个难得的人物。何况是在抗战时期呢？但事实是，方的事业很不顺利。回国之后，先是在旧丈人的银行里做了三个月事，闹翻了出来；之后是靠朋友的关系去了三闾大学，一年之后也被解聘；后来回到上海，做个报馆的资料室主任，闲差一个，一样的没有做长！对这些怎么解释呢？难道是方的能力不够？其实不然。方鸿渐自小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长大之后，也是在正规的大学学习，后来，还留欧几年。就算是没学到什么东西，看的也比别人多啊。况且，他学的是文科，多多游历并不是坏事。并不是说一定得有那么一张文凭的。从那时到现在，混文凭的人多了。有文凭不一定就是真有本事。方鸿渐不过是太随意了些，只是为了对热衷功名的老辈人有个交代，才不得不去买一张假文凭。在不同的职业经历中，比方鸿渐还差的人多了去了，可单单是方鸿渐总是被人搞了下来。这就只有一个解释了：性格决定命运！在方鸿渐的心中，还存留著古士大夫的那种高尚情操：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可要了命了。当你的身边都是李梅亭这样的小人，都是沈太太这样的汉奸，当此时也，你该何去何从呢？要么是同流合污站稳脚跟，然后削尖了脑袋往上爬；要么就是孤芳自赏，等著被排挤掉。没有中间道路的。可悲，在中国就是这样了，不是左就是右，不是右就是左！你要是不站一个队，肯定会遭到左右两派的共同排挤，难以做人了。咱们的方鸿渐是非左非右，从不知道去主动钻营，不知道靠上实权派人物，不知道打点上级，不知道笼络人心。不知道玩手段，搞阴谋。不知道厚著脸皮，黑著良心！这样的一介书生，让他去和无耻狡猾的李梅亭，高松年们斗法，其败亡逃遁，那是可以预期的了。方鸿渐败就败在他自己的节操上，他不懂政治！在一个举世皆浊的环境中，不懂政治，安能不败？！其实，他在三闾大学的时候，是“从龙派”的周边，他未尝不可以通过赵辛楣的关系，和校长高松年搞好关系，巴结巴结，拍拍马屁。那可就不只是龙身上的蜻蜓了，而是正儿八经的核心成员。不仅不会被挤走，就是一年后转成正教授，那也不是不可能。还有在报馆时，他仍然是我行我素，不懂得利用有利的形势去交结权贵，傍上靠山。最后的结局就如在三闾大学一般，也就不奇怪了。就算这些都不算吧，他要是有心，横下心来娶了苏文纨，靠著裙带关系，搞个一官半职的也不是什么难事。也就不用最后再去靠朋友了。可叹啦，所说的这些，方鸿渐是没做过一件！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份子。软弱，犹豫，患得患失。但是清高孤介不改，小人是不做的！好多人说起来，方鸿渐就像是一个供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可方鸿渐做错了什么没有？他又有什么地方可笑？没有！换了是我，未必有方鸿渐这样的节操。可内心里，我宁愿像他这样活著。

在爱情上，方鸿渐也是一个洒脱的人。可能会有好多的女性朋友，看不上他在回国的船上和鲍小姐的那段经历。要我说，这没什么。这就是时下很流行的一夜情嘛，是个男人的话，都能够理解的。况且，鲍小姐还是引诱在先，自己都是有男朋友的人了，方鸿渐那时候还是单身呢！如果他要是能抵制住这种诱惑，我都觉得他不是个男人了。不仅不是男人，还是个伪君子，假道学！有一夜情的男人，并不就是个不懂爱情的男人。这从他对待苏文纨和唐晓芙可以看出来。对唐晓芙，那可真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啊。这种爱情，是不会掺杂任何一点杂质的。也不会考虑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前途事业之类，更不会考虑家世，财产，名望等等身外之物。爱情就是爱情。如果方鸿渐考虑到这些东东了，他娶的就会是大姥的女儿苏文纨，而不是孙柔嘉。男人是不能没有女人的，既然最爱的人得不到了，那换个什么样的女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孙柔嘉不是真正的上海人，可那脾气却和现在的有些上海白领女性一个模样。高傲，冷漠，精明强干而又自以为是。方鸿渐这样的乡绅人家出来的淳朴孩子，怎么能搞得定？！他们的婚姻绝对是一个错误。方鸿渐自己也是不大乐意的。可他怎么玩得过这么一个上海小姐？软弱的方鸿渐是没有办法拒绝的。不过，换句话说了，女人嘛，还不都是一样？一个德性！最爱的人失去了，那爱谁谁吧。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方鸿渐的洒脱。真爱的人既然不可能，那就该及时转舵。难道真的出家去做和尚不成？那样的话，说是情痴，实际上是个变态。为人所不齿的。换了我是方鸿渐，在遭到失恋的打击之后，生活总还要继续的，肯定也是要结婚的。既然孙柔嘉贴了过来，那管她好不好呢？就是她了。和谁不是过一辈子呢？！

方鸿渐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他不是什么英雄豪杰，只是一个有著很多烦恼，很多缺点的小人物。即便是事业不成，爱情也不成。可他从没想过要改变自己什么，他真实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宁愿也像他那样活著。

 

我对孙柔嘉的印象，最早是来自于电视剧《围城》，年轻的吕丽萍身穿素净的蓝色旗袍，直而短的发，一副文静柔顺的样子，此外没有什么更深的印象了。后来读了钱钟书的《围城》，再回头细细揣摩电影里的孙柔嘉，才觉得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看似不动声色，其实意味深长。

我一向以为同一个题材，写在纸上和搬上银幕对受众而言是大不一样的，艺术上互补的极少，大抵只能选择其一。很遗憾，《围城》也未能例外。虽说先入为主，电视剧《围城》给我的印象要淡薄得多。少了钱钟书独有的辛辣幽默，好比一道四川菜忘了搁辣椒，失色不少。然而对孙柔嘉这样的女人来说，这未免不是幸事。在我看来，电视里的孙柔嘉要可爱得多。吕丽萍碧目丹唇的，现在固然是徐娘半老，年轻时更可算得上是小美人。这与书上描述的脸有雀斑姿色平平的孙柔嘉大相迥异。清秀妩媚的吕丽萍站在尖嘴猴腮颇有奸气的陈道明（饰方鸿渐）旁边，使人几乎要转而同情孙柔嘉来。一般只读过书的人会可怜方鸿渐，认为他倒楣的跌入了孙柔嘉的陷阱。若看电视版，感情的天平大概马上会倾斜，反觉方鸿渐配不上孙柔嘉了。

孙柔嘉是当时社会上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女孩子。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就算是上海，风气还不见得怎样的开放，化妆术也没有高明到能把一个丑女变成美女的程度。孙柔嘉当然不是丑女，但也决不漂亮，至少没有吕丽萍漂亮。她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家里，大学毕业后自谋生路，到一个偏远的大学教书——看来大学文凭也不仅仅只是女人陪嫁的一部分——婚姻问题自然得由自己解决。她遇见方鸿渐，一个留学归来的所谓青年才俊，以为可以托付终生，于是“千方百计”把他“骗”到手。等到如愿以偿的成了方夫人，却发现理想中的围城也不过如此，夫妻俩感情下降得比当时纸币贬值的速度还要快。这就是她的全部经历，与浪漫热烈的爱情无关，与当时流行的救国救民的政治口号无关，只是在围城内外奔波而已。挤入围城的迫切和身处围城的辛苦，她都体会到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婚姻如围城这句话对她而言更确切一些。毕竟方鸿渐爱的并不是孙柔嘉。

孙柔嘉最大的失败在于她的普通，最大的成功也在于她的普通。她相貌平平，受过大学教育，会耍一点小手段，但还够不上唐晓芙的冰雪聪明；她的嫁妆没有丰厚到招来众多追求者的地步，比不得苏文纨，有财大权重的家世替她招蜂引蝶；她也许爱方鸿渐，不过这爱决不会多，一点点，结婚足够了；她看似柔弱，却极有主见；兴趣有限，只局限在个人的琐屑小事上，没有什么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她也有温柔的一面，但言语尖刻，所幸不至于沦落至泼妇；她有女孩子的虚荣、任性，还有毫无根据的小心眼……她的一切都是中庸的，乍一看什么都没有，仔细看什么都沾点边，却不过分。其实她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女孩子中的一员，毫不突出，往往遭人忽略。但正因为如此，她的存在才真实感人。她的身上飘忽著我们的影子。就算在这个崇尚个性的年代里，大量无所谓的个性反显得人人普通。我们可以原谅她的尖刻、小心眼，一种由于过于普通而自卑进而衍生出的坏毛病；我们甚至还可以同情她设下的多少有点可鄙的圈套，譬如她假称父亲来信警告她和方鸿渐的“绯闻”，这显然隐含要方鸿渐负责的威胁意味。可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要把自己嫁给如意郎君，少不得得费点心思。若是有财有色，谁愿意煞费苦心的投怀送抱？谁不愿意坐等著追求者的献殷勤？女孩子都是矜持的，孙柔嘉这样的小心委屈，只怕更招人怜爱呢！说到底，我还是喜欢有一点心计的女孩子，至少伶俐可爱一些。纯粹的“傻大姐”有什么情趣可言？

世界上只有不漂亮的女人，少有不聪明的女人。聪明的女人从来不把婚姻和事业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目标，它本身就是女人的事业，对柔嘉这样普通的女孩子来说尤其如此。孙柔嘉不笨，可她的聪明仅限于套住方鸿渐这样优柔寡断的男人。赵辛楣说她“千方百计”，实在是抬举了她。她的那点子小手段，并不出奇，无非是扮天真、装柔弱、显温柔，外加一点娇嗔，一般的女孩子都会。年轻的女孩子天生就具备这样的能力，当著心爱男人的面，她们无须特意去做。那种自然和毫不留痕，简直让她们自己都觉得自己真的很天真纯洁温柔可爱了。孙柔嘉轻易的做到了这一点。在轮船甲板上她提的关于轮船嵌在鲸鱼牙齿缝里的问题——毫无疑问幼稚得可笑——在方鸿渐看来，孙小姐是多么的可爱单纯哟！至于她向方鸿渐讨教如何回绝陆子潇的追求时，那不知所措的表情真让我都觉得怜爱。由怜生爱，这不是最自然不过了么？男人并不都是傻瓜，辛楣不是一眼就看穿了孙柔嘉的心思么？连方鸿渐这样反应迟钝的男人都曾有些微的怀疑。可男人的英雄救美情结使他们宁愿相信这一切。他们不希望女人太张扬，女人就应该一脸崇拜的听他们高谈阔论，苏文纨卖弄才学的手法实在是太不高明了。女人一犯傻，男人就骄傲。殊不知此时的傻瓜，不是女人，正是男人自己。

女人的心计在结婚前达到顶峰,一旦冲入围城,大有“江郎才尽”之势，且自觉功德圆满,整日忙于家庭琐屑小事，谁还会巴巴的想方设法讨丈夫欢心？便有，那也是对外人的，公公婆婆、街坊邻居，与所谓的“内人”是不相干的。孙柔嘉婚后不似变了个人么？从订婚开始，她便一日胜过一日的矜持，仿佛要弥补以前的煞费苦心。女人的爱慕虚荣，小心眼和爱吃醋全部显现出来。。孙柔嘉突然发现自己抓住的人其实十分平庸，于是不免自怨自艾。结了婚的女人对丈夫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这自然也是自卑心理在作怪。孙柔嘉想要驾驭丈夫，但方鸿渐更倾向于听朋友的忠告。丈夫的朋友是太太的天然情敌，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女人是浪漫的动物，但更是现实的动物。孙柔嘉小小的手段也许有，只是眼光不够高，比不得有些城府极深，意志坚定的女人，一旦锁定目标便毫不分心，对方鸿渐那样的男人，最多只肯打情骂俏，一探而知深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为了抓住富家子弟柳原，不惜以前途作赌注。孙柔嘉没有这样的魄力，但她更可爱些。一心一意要“钓金龟婿”的女人有股子狠劲，显得有点可怕。新浪网上有篇文章，叫《嫁个有钱人》，关于如何包装灰姑娘以及怎样选王子都有一整套现实周密的计划。现代人把嫁人的事做到这份上，可算是真真正正的可鄙了。

梦工场的《马达加斯加》我是分两次看的，中间竟然隔了一个多星期呢，老实说故事挺简单，设计的情节也很搞笑，比如企鹅们挖地道想逃跑，结果才挖到斑马那，还问人家这是哪个国家。不过看这个片子就是找不到轻松的感觉。 早就有人说过这部卡通片不适合儿童看，因为揭露了自然界的残酷。这当然不是那种完美的童话故事，剧中斑马马蒂等人在马达加斯加岛看到了动物园中看不到的绝对真实的生存法则，那就是弱肉强食，从食虫草到吃掉小鸭子的鳄鱼，都让马蒂等人目瞪口呆，还有最让人吃惊的狮子阿历克斯。 在动物园阿历克斯吃到的是牛排，而和斑马、河马、长颈鹿却是好朋友，他从未想过这些朋友其实是自然界中他的食物链，马蒂等人更没有想到过。从动物园流浪到陌生的马达加斯加岛，马蒂为朋友们准备了美味的叉烧海带，却没有想到对狮子而言这不过是野草，在过度的饥饿影响下，阿历克斯渐渐恢复了野性，朋友们再也不是熟悉的面孔，而是一块块巨大的牛排。然而在清醒后，阿历克斯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他痛恨自己居然是魔鬼化身，再也没有办法与伙伴们做朋友了。 卡通片总会有圆满的结局，我们没有看到马蒂被吃掉，企鹅们的到来给了一切生命新生，也给阿历克斯找到了完美的替代品---鱼，而大家也踏上了回曼哈顿动物园的归途，不过有个伏笔，企鹅头说了油不够了，不知这些伙伴们未来会怎样，对于食草动物来说，阿历克斯永远是巨大的威胁。 看到阿历克斯，心里是沉甸甸的，想起了儿时看的一部动画片《玛亚历险记》，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昆虫们称之为“吸血鬼”的家伙是大家的公敌，流浪的小蜜蜂玛亚和路上认识的陌生小朋友共同杀死了这个大坏蛋，但陌生的小朋友在“吸血鬼”临死前得知了原来这是他的父亲，他长大了也将变成昆虫们的噩梦，他也痛恨自己是魔鬼的化身。看的时候年纪小，只记得这模糊的情节，具体是什么动物都不知道了。 “小吸血鬼”与阿历克斯惊人的相象，命运安排他们从朋友变成敌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狮子就要吃斑马，而吸血鬼就要吃昆虫。在真正的自然界，这都是正常合理的事情，没有同情，没有唾弃，也没有挽救。 真正有罪是人类，是道德。从亚当夏娃偷吃了知识树的智慧果，道德便产生了，这便是人类的原罪。是人类让本就以斑马为食的狮子痛不欲生，而人类自己伤害同类时打出的幌子往往是为了生存，可是我们知道那并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权利与金钱，是为了满足膨胀的心。 斑马因为是狮子的朋友，所以得以幸免，而可怜的鱼儿和阿历克斯每餐的牛们却是没有感情和生命的，可以任意宰割，这就是人类自欺欺人的善良和解决之道。 在片中，除了马蒂一直向往自由，其他三个伙伴却都沉沦于动物园的舒适生活，特别是阿历克斯，动物园给了他王者之风，一个奴隶的王者。多么可悲啊，人们为了娱乐与金钱，剥夺了动物们的意志，而阿历克斯们还心存感激。他们再也不是与人类平起平坐的自然界一员了，而是人类的奴隶，这是比弱肉强食狠毒一百倍的事，人们居然还沾沾自喜呢，还凭什么指责动物们的凶狠？ 如果真是纯情的动画片那也不苛求了，片子却触动了严肃的主题--食物链的问题，这本就是动画片承载不了的，或者说不想让孩子们过早接触真相，那么还不如不说。 看看人类都干了些什么？什么是善良？什么又是公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又是虚假的？

你可以选择过劳死，你也可以选择在工作日悠闲的叹咖啡。
人总是要死的，人生的目标就是死亡，而不是可交付成果。
你可以选择国葬或者天葬，只要你觉得这对你有意义。
埋在俄罗斯，埋在铁托旁边，埋在家乡树下，这重要么？
一千人悼念，一万人悼念，或者举世同悲，对你已经没有
意义，因为你的游戏已经结束，你的仗打完了。谢幕。
爆头之前的一刻，想什么？泥头车冲过来那瞬间。谢幕。
没有必要等待什么，没有必要等待谁，没有必要三十五岁
才去养狮子。因为，那时候的你可能已经不再想养了。

  严格的说，我没有去过慕尼黑，正如去年以前，我没有去过西安一样，
  尽管在空间上，在历史上，我都曾经到达过这两个地方。慕尼黑对于
  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具体很深刻的地方，而是一些标签。仿佛
  西安之于盛唐，萨拉热窝的瓦尔特，慕尼黑，更多是啤酒馆或者张伯
  伦的阴谋。这次我说的是1972和斯皮的新片和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
  34年前的世界，林总已经垮台，老毛已经准备收摊，而东西德依然对
  峙着，那时候阿发丰华正茂，一身戎装出现在联合国。题材不错，音
  乐挺好，可是就是不拿奖，费力不讨好。或许，本来就没有是与非，
  又或许，不太让犹太人高兴？慕尼黑没有胜利者。G9的行动对于世界
  反恐特警固然是个失败的案例，而巴人和以色列，到今天又改善了多
  少？人，都是一样的人，对home和family有着相同的眷恋，视死如归
  的人们真的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么。强弱悬殊的时候，以天灵盖对付
  狼牙棒，是英勇还是愚昧？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去责备他们，民不
  畏死，并非死真的不可畏。比起身居平安之地，冠冕堂皇数着美钞干
  着丑恶勾当的人们，这些手执石块身负炸药包的人并没有什么值得谴
  责。并不是因为贪婪，并不是因为肉欲，国破山河在而已。TVS1的今
  日报道，跳桥show或者躺大街云云种种，事毕总是来一句，就算怎么
  样也不至于，其实，如果真的有什么好办法，又何至于此。妥协，交
  易，固然是一种出路，但对于既得利益者，你会让出多少呢？奥什么
  放话说，巴人总理可以清除，反正亚辛不也干掉了么，2010年内确认
  永久边界，耶路撒冷一定不会让。巴人还有什么可说的？正如何院士
  话哉，谁叫你生在巴国。生子当生在米国。

 

“中国高科技是一个‘幻象’”——这是郎咸平教授最新的惊人之语。

　　郎氏在最新一本洋洋26万字、名为《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的书中断言：“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因此，中国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的高科技思维是中餐馆似的思维，也就是不讲工序、不讲纪律的思维”、“一个没有纪律的团队是根本无法成长为微软的”。

　　这本书中，郎氏祭出了他一贯的法宝——财务分析，而案例是清华紫光、方正科技、中关村科技以及联想。

　　被批判的联想模式

　　在郎咸平眼中，国内数得上号的高科技企业如清华紫光、方正、中关村（实际上是一间地产公司）以及大唐集团都是反面案例，唯一值得称道的仅中兴通讯一家。

　　而联想成为重点的批判对象。联想“国际化＋多元化”的恢宏愿景，在郎咸平眼中却是一连串的战略失误。

　　郎咸平通过数据分析认为，联想早期的收购和注资行动使其资产不断增加，然而由于联想在购入新的业务时并没有详细的发展蓝图，联想的总资产虽有增加但其资产回报率却逐年下滑，由2001年的19%下降至2003年的12%。联想的互联网业务经营艰难，与赢时通的合作于1年后宣告失败，亏损超过2亿港元，其后与美国在线的合作亦因双方各自的内部问题，致使合资公司在两年内没有实际运作的情况下以亏损收场。

　　郎认为，“目光短浅”主要表现在联想的IT服务业务方面。联想的IT服务业虽然一直处在亏损状态，但其业务的发展却有很高的增长，甚至比市场的增长还高出很多。例如，2003年，全国IT 服务业的增长为31.5%,而联想的增长是198%；另外，联想在IT服务业内的咨询服务表现出众，2003年，联想以3.5%的市场份额首次跻身中国 IT咨询市场前三名，仅次于IBM的11%及惠普的8%，在国内IT咨询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但联想却在此时戛然而止，停止进攻。在2004年7月将旗下的 IT服务作价3亿元转让给亚信科技，以换取亚信科技15%的股权。联想退出，究其原因是IT服务业收入并未能达到联想预先订立的目标。郎咸平认为，联想并未给予IT服务足够的时间来达到目标，就匆忙退出，此为目光短浅之举。

　　郎咸平还批判联想轻视研发，联想在2000年就一直实行“贸工技”战略，把技术放在较次要位置，在2004年才有所转变，开始重视研发，但当年只投入2亿元作研发资金，占当年总营业额还不到1.2%，而相比华为和海尔的研发投入，联想只能望其项背。华为每年投放不少于营业额的10%资金作为研发，海尔亦拨出不少于营业额的5%的资金，联想明显是落后的。

　　当然，批评总是容易的。郎咸平在本书中并没有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给出解决方案。

　　危局与幻象

　　关于“幻象”的论断，不仅来自江湖。

　　“中国过去保持25年GDP持续高增长是以牺牲过量能源为代价的。”一位科技部官员向本报分析。

　　一组数据有力地支持这种观点：2003年国家GDP实现9.2%的增长，消耗的资源是全球原煤的31%，石油的7.4%，钢铁的27%，水泥的40%以上。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一方面表现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和物质基础越来越依靠于不可再生的资源，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经济运行的基础越来越带有脆弱性，因此中国整个经济在对外贸易依存度方面表现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一样有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美国不到27%，日本也不到30%，而中国始终在40%左右，2004年曾经达到62%。”

　　在这样背景下，2月9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未来十五年“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等11个重点领域的技术放在优先位置，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的方针显得非常及时。

　　《纲要》别有意味地表示，“事实告诉我们，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而要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毫无疑问，郎咸平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表达他的“幻象”观点。

　　在郎引用的2002－2003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显示，中国2002年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科学基础设施分别排在42 位和24位，是非常低的。而中国的总体竞争力（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四大指标组成），从1998年的21位下降为2002年的31 位。

　　郎认为，即便是这个排名结果，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经济表现”一项，“因为中国近年来一直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其它的几项如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等在世界上排名一直都在30-40位左右，“一般来讲，经济增长长期的高速度是很难保持的，如果去掉这一项，我们的得分就更低了”。

　　另外，郎咸平还指出中国科技研究开发效率低下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的研究人员数量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产出却在世界最低之列。”

　　7个不养高科技的传统文化

　　什么阻碍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进步？

　　郎咸平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举足不前，原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的困囿，关键并不在制度建设。

　　郎认为，中国不养高科技的七个传统文化观念包括：“失败是成功之母”、“杀鸡不用牛刀”、“四两拨千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外行领导内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郎还指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着思维上的困惑，例如面向研发还是面向科研，面向专家还是面向产品，面向过程还是面向结果，面向机遇还是面向战略，面向研发规律还是研发速度，面向“以人为本”还是“以法为本”。

　　显然，文化探源，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是其提倡新思维的出发点，但郎并未与中国政府管理层进行过对话，“我只专注于做企业的事情，并未涉及到政府体制范围”。

3 月的一天，

    我在巴黎奥赛博物馆看到了一幅画，画名：“巴黎一条街”，作者：马克西米利安。吕斯。作为一个时常走进博物馆的人，大大小小的欧洲油画，不知看了有多少，出名的不出名的，眼睛里不断摄入的，层层相加，就像油画本身一层层加厚的油彩，浓重得化都化不开。尽管如此，当我看到吕斯这幅画时，还是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也许周围众多的最值得奥赛馆骄傲的印象派的绘画，给了我太多的“温馨”  和活泼泼充满生机的感觉，从莫奈到雷诺阿，即便笔触里深透着燥郁和疯狂的凡高，也未能改变那一批在光影里捕捉精灵的画家们整体带给我的“阳光明媚”的印象。以至于吕斯的那“一条街”，多少有一点扭转背景的作用。那几具尸体就倒卧在阳光的阴影里——吕斯笔下的1871年5 月。应该是5 月21至28日所谓的“血腥一周”后的一天，在巴黎的某一条街上，阳光打在街一面店铺的门板上，街另一面的阴影里，倒卧着四具巴黎公社社员的尸体。尸体是无名又无言的。一切都可以变得那么简单，巴黎一条街，极寻常，激情过去，鲜血是无声的。

    曾经的大火

    弱者最终是要被战胜的，被利益牺牲是他们的宿命。这是吕斯这幅看似平常、放在那一大堆名家的画作之中并不引人注目的画，给我的启示。我走出奥赛博物馆，站在可以回望其全貌的索尔菲尼诺步行桥上，春日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已是夕阳薄日，斜打在对岸塞纳河堤岸和杜勒里公园尚无一丝绿意的树枝间。我回头再看这座由旧火车站改建的博物馆。从刚才那幅画，想到奥赛的历史，一条
奇妙的、冥冥之中牵好的线，竟然在一场大变故后，在不知多少巧合和人为之后，被扯到这里。

    1871年5 月23日之前，奥赛博物馆和其之前的火车站都不存在，这里是法国第二帝国的一个机构：审计法院。在“血腥一周”的最后几天，被打得绝望而拼死抵抗的巴黎公社，决定放火焚烧一些象征旧制度的建筑物，同时也以此来抵挡凡尔赛军的猛烈炮火。公社领导人之一、有“红色圣母”之称的路易丝。米歇尔有一句名言：“巴黎或与我们同在，或不存在。”23日这天，也就是凡尔赛军攻入巴黎城的第二天，奥赛宫——当时的审计法院被点上了火，它隔壁的荣誉勋位宫（现在的荣誉勋位博物馆是在原址上重建的）也被点燃。河对岸的杜勒里宫是24日烧起来的，现在已不复存在。大火烧了几天几夜，加上巴黎市府大楼和位于皇宫广场的行政法院，5 月的最后几天巴黎被浓烟笼罩，仿佛末日审判。

    吕斯的画反映的显然是28日之后的某一天，大火已经熄灭，小街上要不是被炮火炸毁的街垒的乱石和无人认领的几具尸体，满可以在局部掩去曾经有过的血腥。

    再回过头来说奥赛宫，成了废墟的审计法院，在此后的约三十年间，无人问津，成了巴黎人散步的所在。直到1900年，在旧奥赛宫的遗址上，建起了一座火车站。

    一切的一切都为了抹平那段历史的皱折。火车站服务了四十多年，渐渐为新的交通工具和新的生活方式废弃，而成了一个幽灵车站。又过了几十年，1980年，它终于被改建成现在的博物馆，与卢浮宫分工，专门收藏19世纪的艺术品。我在博物馆外面的墙壁上找了一圈，以为至少会有一块什么小牌子来记录上述的那一段历史，但我只找到一块石牌记录1945年集中营的战俘曾经由这个车站返回法国，
关于巴黎公社，则未见一笔。记与不记，不排除有意无意的疏略。

    不过，吕斯这幅我以为最深刻地反映巴黎公社的画，在奥赛这个有着这样一番来历的博物馆里看到，不能不使我感叹生命乃至人的历史中，某些契机是无法把握的，你孜孜以求的，未必能达到，你屡屡规避的，未必能躲开。假如我在任何别的地方，比如卢浮宫或卡纳瓦莱博物馆里看到，都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打动我。

    曾经的废墟

    我在四点多钟略带橘黄的阳光下，走下索尔菲尼诺步行桥，进到河右岸的杜勒里公园。我前面提到的大火烧了八天八夜的杜勒里宫，已于1884年被全部铲平，重建的计划没有被接受。杜勒里宫是巴黎公社起义中被摧毁的反映对立双方的最具象征性的建筑物，它是当时刚刚由于普法战争的失败而垮台的第二帝国的皇宫。

    让它彻底在地平线上消失，也许是为了忘却那段伤口开得很大的历史，这可以算作一个解释。

    走在现在的杜勒里公园里，1871年那段被一方称为内战、被另一方称为革命的历史已经完全让你感觉不到了。杜勒里宫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遍寻之下，连一块记录的小牌牌都没有。恐怕只有不远处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两幅油画，还能让人朦胧地感到杜勒里宫的残影。那是荷兰画家西贝。约翰尼斯。坦凯特在废墟被铲平之前画的，奇怪的是，你站在这两幅画前，若不是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
人，已完全嗅不到血腥和毁灭的味道，相反废墟的那种残缺的美，让你感到一种只有时间可以增删的浪漫。你禁不住会问：时间为什么会赋予某些东西另外的含义？谁又能左右这种含义的产生呢？

    穿过公园尽头在斜阳下呈粉红色的小凯旋门，前方是卢浮宫，沿马路左拐，穿过三个并排的高大拱门，便到了里沃利街。在一份有关巴黎公社的资料上看到过的一张照片，把我的脚步引到这里。里沃利街恐怕是巴黎最具商业旅游气的一条街了，有点像南京路或王府井。商业气过浓，必然缩减人文气，这几乎成了大都市商业街的通病。我看到的那张照片，是“血腥一周”结束后拍的里沃利街，
街两边的楼房都被打空了，只剩楼的躯壳。从河左岸被打退到这里的公社战士，在里沃利街的街垒进行了殊死抵抗。时间应该是1871年5 月24、25日，先在杜勒里公园墙外的这一段，随后一点点向夏特莱方向退却。那张照片与眼下的里沃利街形成如此大的反差，使我决定朝夏特莱方向走一走，看还能不能发现一些当年的痕迹。

    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时常在巴黎的街巷看到一些小石牌，并不起眼地挂在一个角或一面墙上，写着某某人在1944年与德国人进行的最后一场巷战中倒在这里。这样的牌子很多，偶尔有人在牌子边放一束或一枝鲜花（是亲属还是无名的路人？），多数都没有，静静地混合在街巷的平凡色彩里，不打扰你，但也在提醒你，不要忘记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个人，那一天也许没有被历史记住，
但他的死并不平凡。

    我顺着里沃利街一直走到夏特莱广场边的圣雅克塔，很失望，没有一块小牌牌。里沃利街已开始掌灯了，声嘶力竭的车声，涌动的人流，各色霓红灯、广告、橱窗，显示着一个城市那部分被利益驱动的巨大的生命力。不知多少历史的、深邃的记忆，被这股浮表而鲜活的力量，一层层地抹平冲淡。

    我在被公社之友们称为屠场的圣雅克塔停住脚步，因为里沃利街的街垒战在这里结束。未战死又未逃走的人，在这里被就地枪决。我在围着塔的花园内外走了两圈，试图找到点什么。同样是没有纪念或说明牌。塔正在维修，脚手架从下围到上，会有一块小牌子被围在里面吗？我已开始明白，即便在这样一个所谓已完全和解的国度，有些历史依然被有意无意地“低调处理”。

    曾经的最后街垒

    第二天，我从十一号线美丽城站钻出地铁，寻找公社最后的街垒。很多文章都把拉雪兹公墓的战斗说成是最后的一幕，其实那只是5 月27日。28日，美丽城的战斗仍然在继续。先是在美丽城大街和庙区街交汇的十字路口，也就是如今美丽城地铁站出口的地方。

    我钻出地铁站，上面和地下一样脏乱，这里已远远地离开了布尔乔亚的、优雅的巴黎，而是移民的、无身份者的、穷人的巴黎。上述的那个十字路口，闲站着不少人，各种肤色的，殷殷地在等待着什么。城市的梦想在这里变成了一双粗砺的手，一对带着眼疾的、狡黠而无神的眼睛，一身不合时的衣服，和各种各样听不懂的语言。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你禁不住会对自己说，叫穷人理智和有耐
心多少是有点不公平的。你进而会想，对于那些如果拿不出钱救命的氧气管就会被拔掉的人，对于那些因身体或智力的残疾被弃于街头的人，对于那些找不到工作面临饥饿的人，对于那些没有钱读书的人，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会迅速而切实地惠及到他们？首要的、最最首要的难道不是需要一批好人，一批真正的好人？

    两个公社领导人费雷和瓦尔兰在这个十字街口一直打到28日中午。费雷其后被捕，排在长长的由三万八千名囚犯组成的队列中，被押解到凡尔赛，在萨托利高地的一面墙前被枪决。瓦尔兰逃到巴黎富人居住的拉法耶特街，被人认出后被捕，在被押往蒙马特高地的一路上，他被愤怒的人群（人群，多么难以预测的火药筒！）打得眼珠脱落，最后在蒙马特高地女佣街和德拉巴尔骑士街交汇的路口
被枪决。我在此前一天已经去过，圣心教堂后面的那个街口，空荡荡一无所有。

    这位国际工运组织的领导人，是公社名人中死得最惨的一位。 我已有心理准备，美丽城十字街口没有留下任何说明或纪念的文字。有的只是公社那批人试图一夜之间改变而至今都没有完全改变的贫穷和脏乱。

    最后的街垒在美丽城车站走出去约十来分钟的地方，两条彼此交叉穿过的小街，朗波诺街和图尔蒂耶街。就在它们交汇的街口，最后的街垒战坚持到28日下午一时。我沿着美丽城大街，左拐先走进朗波诺街，有几家犹太人的铺子，都关着门，一家写着阿拉伯文的面包店开着，里面低低地传出阿拉伯音乐，一个头戴小白帽的男人坐在里面的柜台后，两眼阴沉沉地朝外面的我投过来。再往前走，从一扇不知是正在修还是塌下来没人管的门洞里，走出一个中国人。没有几步就到了两街交汇的路口，我还是耐心地找了一下，没有一丝痕迹，人为的记忆更没有。死去的人带走了他们的秘密，后来的人已与那一切没有多大关联。我只知道，整个巴黎在1871年5 月的最后几天横陈了约两万具尸体，相当于法国大革命所砍下的全部头颅的数目。我还不幸地看到，这聚居着移民、无身份者、穷人甚至罪
犯的衰破小街，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穷人的地盘。

    曾经的刑场

    不知是被公社的亡灵所驱使，还是想寻找为理想献身的那种精神，我在3 月18日巴黎公社成立日这天，驱车前往凡尔赛城边上的萨托利高地去探寻1871年最后处决公社囚犯的地点。当时这里是凡尔赛军的军营。现在仍然是军营。田野没有了，看押过几万囚徒的沼泽水塘也没有了，只有一个个铁栅围起的营地。我转来转去，找不到一块路牌或纪事碑似的东西给我引路。我下车问一个守门的军人，
知不知道1871年处决公社囚犯的地方，他既不知萨托利曾有这段历史，也不知我要找的地方在哪里。我接着又不断下车向几个居民打听，全都是闻所未闻。我几近绝望，这最后的刑场真的消失在空气里了？

    无奈之中，我驱车奔回凡尔赛城，找到每个城市都有的旅游办事处。我先问了一个印巴人模样的年轻办事员，她一无所知，将我引介给一位老办事员。我一说，他便知道，他听说过有一截残留的公社社员墙，是当时判决后执行枪决的地方，但他无法告诉我确切地点，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去过。我问，你们的旅游介绍里也没有吗？他说，这已不属于旅游范围。

    走出办事处，我还是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唯一的收获是知道了那个刑场与巴黎拉雪兹公墓里保留的纪念物一样也叫公社社员墙。这个信息在我返回萨托利高地的时候，大大地帮助了我。

    我在一片居民小区，碰到一位遛狗的年纪看去并不大但自称已退休的人。他告诉了我公社社员墙的位置，怕我迷路，还带我走了一段。走到民房的尽头，他指着一片坑坑洼洼的草地后面的林子，那里有一截灰朦朦的断墙，“那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他继续遛狗去了，我向那段墙走过去。

    四周空无一人，墙掩在一片杂树林中。不知是天意还是仅仅出于偶然，一棵巨松，只有一棵，在断墙前的一块小平地上拔地而立。我先走到我以为是墙正面的那一边，寻找纪念牌之类的东西，没有。难道真的是刚才那位退休军人说的没有什么纪念标志吗？这一边墙面对的是一片森林，在这个午后，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残存的这段约几十米长的断墙的另一边有一半紧贴着一个被铁网圈起的巨大的坑，不知是派什么用场的。

    我绕到墙的另一边，在未被大坑遮挡的那截墙前，总算看到了一块钉在墙上的石牌。石牌上写着：“纪念1871至1872年间在这里死去的巴黎公社社员。”下面那句话是用斜体写的：“这些人曾经为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斗争过，并且拒绝向敌人投降。”牌子显然不是政府而是公社之友竖的，否则“敌人”这个词是不会出现的。难怪刚才那个退休军人一口咬定这里没有纪念标志。“敌人”不就是这个指路人的前辈吗？一百三十多年了，深深的伤口在某些地方并没有完全愈合。

    依然存在着在历史面前，你说你的，我听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并不能以同样的坦然面对每一段历史。有些伤口可以几十年、上百年只要一碰它都还是新的。

    这不是一次抵御外族侵略的战争，尽管起因是外族入侵。胜利者的历史都把它说成是内战，而非革命。内战乃自己人打自己人，没什么光彩。我在巴黎遍寻不到有关的纪念牌，大概是这个原因吧。但这也提醒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只站在历史的一面看问题，只按照一种逻辑思考。钱币的另一面可能完全是另一套说词，而它也有其足以服人的逻辑。

    面对死亡，任何政治立场和观点，哪怕是最明智的，都显得那么苍白。

    也许还应该作下面的一段说明再收场：巴黎公社似乎提醒了其后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当然这其中主要是马克思对此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法国历史来看，这只是1789年大革命的一个悲壮的尾声，而非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开始。

    1789年、1830年、1848年、1871年，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反革命、起义和镇压，就此打住。也许镇压得太惨烈，造成的损失——生命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太大，左派和极左派势力元气大伤，他们的下一次抬头延滞到六十多年后的1936年——通过选举上台。巴黎公社的理想在公社失败约三十年后，大部分都得以以和平诉求和宪法的方式实现。比如政教分离于1905年被列入宪法，比如1945年妇女取得了投票权，比如共和国体制被永久确立，比如学校教育世俗化、免费等等。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叁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同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战线上的右倾翻案风一样，这股风攻击的矛头，也是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开展，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洋奴哲学，揭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反动本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 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建立在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坚定地相信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的。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有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搞好生产关系方面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刘少奇、林彪所推行的就是这么一条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和干部对刘少奇、林彪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跳出来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正是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 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 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个省、一个地区，直到一个工厂、一个公社都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何况是一个国家？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 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 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 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旧中国二十多年，喊了二十多年“建设”，他们的所谓“建设”，不也是把眼睛盯在外国资本家身上拿国家的资源和主权去换取洋设备的吗？他们换了二十多年，弄出个什么名堂，国家主权、经济命脉全都落到了帝国主义的手里，旧中国经济那种衰落破败的悲惨景象，人们不是记忆犹新吗?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 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党的基本路线，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 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在谈到引进技术、设备的“理由”时曾经说：“外国的产品，一剖开好多东西也是别的国家的。”外国者，资本主义国家也。难道我们的国家发展经济也可以按着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一条路子走吗？外国产品剖开来，确是好多东西都是别的国家的。这种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在一国出现，就象瘟疫一样，很快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那些依赖别人发展经济的国家，纵然一时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是虚假的繁荣，基础极为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不是闹这个荒，就是闹那个荒，简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 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 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 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 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一概看成是先进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它们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即便是先进的东西也有落后的因素，决不能不加分析，说成绝对的好。何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在某些部门已经出现技术停滞的趋势。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这种洋奴哲学很不得人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抵制和批判。对于这种抵制和批判，他们极为不满。但是，其理不在他们一边。资产阶级“大人物”妄图扼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压制人民群众，是办不到的。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批判修正主义，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来源:1976年第四期《红旗》 张春桥

客观的说，长隆野间动物园和大马戏原本都很不错的，特别是如同月色一样的灯光。官方的广州动物园很拥挤，以往看个动物等半天也不见出来露个脸，私营的香江和长隆很好的改善这一点。然而资本家毕竟是赤裸裸剥削阶级，于是可怜的白老虎在完成了生产任务后，人老珠黄时还要给锁在石板上任人蹂躏。电棒的威逼和麻醉药物摧残，面对闪光灯不停的闪，可怜的百兽之王，给人们轮了一天又一天。可是生意还是不好，于是大马戏改了又改，形式换了又换。前不久，去看了场号称全世界最多动物参与的马戏表演，呜呼哀哉！中国人的想象力难道贫乏至此么？原本一只河马的表演变成河马全家上阵，一两只大象不够过瘾就用七八只，猴子一窝端外带猩猩版人猿泰山。连火烈鸟也装在玻璃箱里抛头露面，更别提放完鸽子放什么水鸟了。在饥饿和皮鞭下，大笨象跳起了舞，海豹也进化到直立行走的阶段，面对火坑，老虎也只有亡命一窜。欢笑的人们，欢笑的钞票，可怜的动物们，全部变成了生财之道，充分体现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剥削有功，剥削合理，跟着你，有肉吃。我只是有点担心，人传禽流感什么时候降临。

 毛泽东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委员长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他自己也承认这“后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但他的担心还是太不够：等他死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被“彻底否定”了。连同被否定的还有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一九八○年夏，我还是个大学生，赴烟台参加文革后全国学联组织的一个夏令营。那时，全国高校里正兴起“民主化”的学运。虽然参加夏令营的都是各省学联或各校学生会的头头，但是，“民主化”的思潮也在这几十个被学生们称之为“维持会”的家伙中涌动。在从烟台到威海的军用卡车的车厢里（驻军运送我们），我所在的小组进行了一次有关中国前途的讨论。在诸多慷慨激昂的演讲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位营友痛切地说：毛泽东晚年就说对了一句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今年离文革结束已经二十九年，离那位仁兄的痛切陈辞也有二十五年了。蓦然回首，再环顾四周，不由慨叹：那老兄说得一点也不差！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口头上还要“四个坚持”，实际上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毛泽东当年深恶痛绝、必欲赶尽杀绝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在党内有了合法的存在，而且，随着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后，资本家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加入中共了，真正实现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无论是“走资派”在党内，还是“资本家”在党内，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起码是时代的现实。如果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从来在实质上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那么，承认这一点，对某些人尽管很痛苦，却还不意外（据说华国锋前主席因为“现在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差不多”而退党，我看大可不必）。今天，我们不能再煽动阶级斗争了，也不能再搞意识形态至上。中国共产党做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它就应当是中国人民中先进分子的组织，应当是把一切有志于中国伟大振兴事业、同时承认共同富裕目标的公民，发展到自己党内。应当说，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尽管带有种种缺点，但是，它在中国目前却还是先进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因此，作为执政党，不应歧视他们，而应吸引他们。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给共产党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并采取办法克服之。 
　　首先就是商品交换意识和规则带进了党内和政府内。中国现在大面积的严重腐败的根源之一，就是随着市场经济而兴起的商品交换意识和规则进入了党内生活和政府管理。行贿的主体大多是资本家。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加上官员的堕落，使得权钱交易成了普遍的潜规则。资本家从来不花冤枉钱，他的行贿成本肯定要低于他的收益，而且也许行贿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促进了个案的成功。但是这种行为的更大的危害性在于党和政府的变质及整个社会管理的无序和混乱，会带来全社会的强烈不滿，并且使国家陷于动乱和崩溃。　
　　二是加大了社会的不公。公正从来不是资本家的诉求，而是人民的愿望，也是政府的责任。在还很不富裕的中国，作为社会公益事业提供者的政府，正把这种宝贵的资源向富人阶层倾斜。我们都已看到，在医疗、教育、体育、文艺、住宅、交通等关系到全体国民基本生活质量的事业上，已经出现了多么大的不公。穷者恒穷、赢家通吃，就连“劳动模范”这样给普通劳动者最后的一道荣誉，也被不少大老板攫取。为什么有钱人可以横行天下呢？因为政府的决策者已被收买，他们或者本身就是“走资派”，或者成了资本家的代表。　
　　三是共产党有可能变成被资产阶级操控的党。在取得经济地位后，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他们或者自己积极入党，并争取走上共产党的高层，或者培养自己在党内的代表。考虑到现有的资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从原来的共产党员摇身一变而成的，再加上党内的走资派，那么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现实力量已不可小觑。　
　　以上三种情况，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可能会演变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这里我特别要对第三种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看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这里我并不想妖魔化中国的资产阶级，无论是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拼搏进取精神、商业能力还是他们全体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都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正处在发展的初期，或者说是原始积累阶段。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但带有更多的反人道、反社会的特点，其“原罪”色彩更浓。特别是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大多是暴发户，他们缺少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的人文素养、知识准备和政治理想，在整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理性上，都有着极大的欠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有无数的“血汗工厂”、矿难和不断的“宝马车撞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多地占用庐山等风景区修别墅这种侵占公用资源的大胆而无耻的行经，又为什么中国富人中的慈善家又很少。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负面作用，我们不可低估。　
　　其次，中国的社会的伦理环境，加大了资产阶级的危害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国人的信仰，改革开放又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谁发家谁光荣”取代了过去的安贫乐道。由于新的价值重建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们现在面临着整体性的道德危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先富起来的那一部份人，引领了时代的风骚。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成了全社会的标杆，成了“成功人士”，《富爸爸，穷爸爸》成了畅销书，与“财富”有关的一切吸引了全社会的眼球，媒体、小说、电视剧充满了对富豪的吹捧和追逐，“金钱至上”弥漫着全社会。大款成了我们社会的特权人物，可以在一切领域畅通无阻。在这种思潮的引领下，就连人文精神的最后的堡垒——大学和学术界，也充满了铜臭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资产阶级的负面作用，被放大了，起到了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　
　　再次，中国的官僚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了肮脏的勾结。中国共产党内有走资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成了资本家的代表。这二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是一种路径的选择，是一种发展阶段的策略，但党的旗帜仍然应当是公正与为人民服务，其终极目标仍然是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走资派还在走”是可以的，但是“投降派确实有”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然而，我们看到，中国的许多当权派，把自己变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大官热衷于与大款称兄道弟，不但搞权钱交易，搞内外勾结侵吞国有资产，而且在党和政府的决策上，向大资本家利益倾斜。比如近两年来我们在中国房地产方面，看到了如此多的精彩的表演：中央政府迅速否定了中央银行出于安全考虑而出台的控制房地产贷款的文件，建设部的官员亲自上阵为房地产价格虚高摇旗呐喊，在民怨沸腾下，国务院终于出台抑制房价的政策后，不但地方政府明里暗里和中央政府博弈，而且建设部的官员继续鼓吹中央政策是“稳定房价”而不是“降低房价”。在几乎所有公共政策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刼贫济富的表现。了解了这一点，我也就不再奇怪我的许多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包括中国与外国）朋友，为什么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定的拥护者，而那些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主体的工农大众，却对共产党有了巨大的感情疏离。如果真正到了中国共产党成了资产阶级政党的那一天，中国广大人民遭受的，就不仅是上面提到的“不公”而已，恐怕就会堕入水深火热的“旧社会”，过着悲惨的生活。　
　　更可怕的，是共产党内的这些人，和资产阶级联合，阻止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在惧怕民主这一点上，党内的资产阶级与党外的资产阶级有着惊人的一致，他们都看到了中国的专制有利于他们的既得利益最大化和长久化，而民主的进程必然会导致党内腐败集团的下台，也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利益的缩小。资本家对共产党的态度可能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从一定意义上说，民营资本家也许希望政治民主化，但是，他们看到在现实的中国社会条件下，中国的专制统治有利于一时的“稳定”，而政府的腐败成本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但是那些官僚资本家则从根本上维持目前的专制体制。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想到18和19世纪的德国。1871年普鲁士创立的德意志帝国中，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但德国没有像英法那样经过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德国思想文化领域某些历史文化传统如强权思想、军国主义等严重阻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政治上仍由容克地主占主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魏玛共和国建立起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德国资产阶级以统治者的身份初次登上德国政治舞台。然而，魏玛共和国并没有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旧的反民主反共和的封建势力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依然存在。这种状况再加上狭隘的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希特勒法西斯专制集权统治的建立，造成了德国历史在政治上的严重倒退。中国目前的情况较18、19世纪的德国更为严重，因为中国有数量巨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在政治版图上他们占据了相当大的领域。　
　　中国的官僚与资产阶级的结合是有传统的，而且在今天呈现了新的特点，表现了更恶劣的作用。如果中国专制政治制度的危害与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结合，再加上狭隘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结果，有可能使中国发展成世界历史上最坏的资本主义、最坏的社会主义、最坏的专制主义的混合体。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混乱和崩溃。　
　　由于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单独组成自己的政党。而且我想资本家也不愿意组成自己的单一成份的政党，因为大资本家从来就缺少政治上的号召力，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看到的，也是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号的、泛阶级的政党。虽然中国共产党向资产阶级打开了大门，走资派也在党内有了合法的地位，但是我以为这绝不是说共产党要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当然共产党自己从来不曾承认它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过由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言行不一和表里不一，我还是有这种担心（现在，包括许多老共产党人在内的社会民众，已经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当年的国民党没什么区别了）。为了防止这种担心变为现实，我建议共产党内信奉“执政为民”的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要研究控制资产阶级影响的举措，并上升到制度层面。资产阶级自己也要有所收敛，自我约束。我至今不能忘记1980年车厢讨论中那位营友在说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表情和语言：他恨不得对新生的资产阶级食其肉，寢其皮。我也在恐惧地回忆文化大革命时普通大众的造反行为。 

    乌托邦转变为起义者，由哲学的抗拒转变为武装的抗拒，从密涅瓦到帕拉斯，总是冒着风险的，乌托邦急躁冒进成为暴乱，明知自己会有什么结局，常因操之过急，于是只好屈从，泰然地接受灾祸而不是胜利。它毫无怨恨地为那些否认它的人们服务，甚至为他们辩解，它的高尚就在于能忍受遗弃，在障碍面前它不屈不挠，对忘恩负义者温存体贴。
　
    究竟是否忘恩负义？
　
    从人类的角度来说，是的。
　
    从个人角度来说，不是。
　
    进步是人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活常态称之为进步；人类的一致步骤称之为进步。进步在前进；它天上地下大巡游，要达到巧夺天工的神圣境界；它有时停顿，等待着和落在后面的人群会合；它有它的歇息，此时正在某个即将豁然开朗的出色的迦南面前沉思；它也有入睡的长夜；使思想家痛心疾首的一点就是：阴影投射在人类的精神上，人在暗中摸索，无法使正在酣睡中的进步苏醒。
　
    “上帝可能已死去。”有一天，热拉尔·德·奈瓦尔对本书作者说。他将进步与上帝混为一谈，把运动的暂时停止当成上帝的死亡。
　
    绝望是错误的，进步必然会苏醒。总之，可以这样说，它睡着也在前进，因为人们发现它成长了。当它又站起来时，人们觉察到它高了一些。进步如同河流，不可能永远平静；不要筑起堤坝，不要投入石块；障碍能使河流溅起泡沫，使人类沸腾，从而产生混乱；但在混乱之后，我们就认识到进了一步。在秩序，即全球性的和平建立之前，在和谐统一普及大地之前，进步总是以革命为驿站的。
　
    进步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是人民永久的生命。
　
    然而有时个人目前的生活抗拒着人类永久的生活。
　
    让我们毫无隐痛地承认，各人有他不同的利益，他谋求这个利益并保卫它而无越权之罪；为了眼前的打算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私；目前生活有它自己的权利，并非必须为未来而不断牺牲自己。目前的一代人有权在地球上过路，不能强迫他们为了后代而缩短自己的路程，后代和他们是平等的，将来才轮到后代过路。 “我存在着。”有一个人轻声说。这个人就是大家。“我年轻，我在恋爱，我老了，我需要休息，我有孩子，我工作，我生财有道，事业昌盛，我有房屋出赁，我有资金投放在政府的企业里，我幸福，我有妻室儿女，我热爱这一切，我要活下去，不要干扰我。”这些原因使这些人有时对人类伟大的先锋队极端冷漠。
　
    此外乌托邦，我们得承认，一打仗就离开了自己光芒四射的领域。它是明日的真理，它采用了战争的方式，这是昨日使用的手段。它是未来，但却和过去一般行动。它本是纯洁的思想，却变为粗暴的行为。它在自己的英勇中夹杂了暴力，对这暴力它应当负责；这是权宜之计的暴力，违反原则必定受到惩罚。起义式的乌托邦，手中拿着老军事规章战斗；它枪杀间谍，处死叛徒，它消灭活人并将他们丢入无名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这可是严重的事情。似乎乌托邦对光明已丧失信心，光明本是它无敌的永不变质的力量。它用利剑打击，然而没有一种利剑是单刃的，每把剑都有双刃，一边伤了人，另一边便伤了自己。
　
    作出了这种保留之后，并且是严肃的保留之后，我们不得不赞颂--不论他们成功与否--这些为了未来而战斗的光荣战士，乌托邦的神甫。即使失败了，他们仍是可敬的，也许正因为失败了，所以更显得威严。一个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人民鼓掌；但一个英勇的失败更应该得到人民的同情。一个是宏伟的，另一个是崇高的。我们赏识牺牲者远胜于成功者，我们认为约翰·布朗比华盛顿伟大，比萨康纳比加里波的伟大。
　
    总得有人支持战败者。
　
    人们对这些为了未来而努力从事、以失败告终的伟大的人是不公正的。
　
    人们责怪革命者散布恐怖，每个街垒好象都在行凶。人们指责他们的理论，怀疑他们的目的，担心他们别有用心，并谴责他们的意识。人们责备他们不该抗拒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该竖起、筑起并造成大量贫穷、痛苦、罪恶、不满和绝望，不该从地底下掘起黑暗的石块，筑起雉堞来进行斗争。人们向他们叫喊：“你们把地狱的铺路石都拆毁了！”他们可以回答：“这正说明我们筑街垒的动机是纯正的。”
　
    最妥善的办法当然是和平解决。总之，我们得承认，当我们见到了铺路石时，就会联想起那只熊来，社会在为这种好心肠而担忧。但社会应该自己拯救自己；我们向它的善意呼吁，不需要剧烈的药剂，通过友好协商来研究疾苦，查明病情，然而再治愈它，这是我们对社会的劝告。
　
    无论如何，这些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目光注视着法国，并以理想的坚定逻辑，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战斗。他们即使倒下，特别在倒下的时候，也是令人敬畏的。他们为了进步无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完成了上天的旨意，作出了宗教的行动。到了一定的时刻，象演员到了要接台词时那样，大公无私、照上天剧情所安排的那样去进入坟墓。这个没有希望的战斗，和这泰然自若的消失，他们都能接受，为的是要把从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始的这一不可抗拒的人的运动，发展到它那辉煌而至高无上的世界性的结局为止。这些士兵是传教士，法国革命是上帝的行动。
　
    再说，在另一章里已经指出的区别之外，还应增加下面这一区别：有被人接受的起义，这称之为革命，也有被人否定的革命，这称之为暴动。一个起义的爆发，就是一种思想在人民面前接受考验，如果老百姓掷下黑球，这思想就是一个枯萎的果子，起义便成为轻举妄动了。
　
    每当空想愿意变成事实时，那时一声召唤，便立即进行战争，但这不是老百姓的作风，这些民族不是时刻都有着英雄和烈士气质的。
　
    他们讲究实际。他们一开始就对起义有反感，第一，因为起义的结果经常是一场灾难；第二，因为起义的出发点经常是抽象的。
　
    因为，尽忠者总是，并且也仅为理想而献身，这一点很高尚。起义是狂热的表现。狂热的头脑可以发怒，因而拿起了武器。但任何针对政府或政体的起义，矛头都对得更深远。譬如，我们要强调一下，一八三二年的起义领袖，尤其是麻厂街的激进青年所攻击的，并不完全是路易－菲力浦。大多数人，在坦率交谈时能公正地对待这个介乎君主制和革命之间的君王的优点，没有人憎恨他。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他们所攻击的是世袭神权王位的旁支，正如他们在查理十世身上攻击的是嫡系。我们已经解释过，他们推翻法国王朝，主要是想在全世界推翻人对人的篡夺和特权对人权的篡夺。巴黎如果没有君王，其结果就是世上将没有暴君。他们是如此推论的，他们的目标肯定很遥远，可能很模糊，他们在困难面前退却，但他们是伟大的。
　
    情况就是这样。人们为这些幻影献身；对献身者来说，这些幻影几乎总是些梦想，总之，是些混淆了人类坚定信念的梦想。起义者把起义镀上了金又把它诗意化了。人们一头扎进这一悲惨事件中去，并被即将从事的事业所陶醉。谁知道呀！也许会成功。他们人数少，要和整整一支军队对抗，但他们为了保卫人权和自然法，保卫每个人不可放弃的主权，保卫正义、真理，必要时他们可以象那三百个斯巴达人一样死去。他们想到的不是堂吉诃德，而是莱翁尼达斯，他们勇往直前，既已投入战斗，就不后退，低着头往前冲，希望获得空前的胜利，更为完善的革命，恢复了自由的进步，希望人类更加伟大，世界得到拯救，最坏也无非是塞莫皮莱罢了。
　
    这些为了进步的交锋常常遭到失败，我们刚才已说明了原因。群众不愿受勇士的驱使。这些呆滞的人民大众，他们所以脆弱是因为他们迟钝，他们害怕冒险的行动，而理想是具有冒险性的。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这儿有一个利益问题，与理想和感情不大相容，有时胃会使心麻痹。
　
    法国的伟大和美丽就在于它不象其他民族那样肚子凸起，它能较灵便地把绳子系在腰上，它最早觉醒，最后入睡。它前进，它探索。
　
    这正是因为它是艺术家。
　
    理想无非就是逻辑的最高峰，同样美就是真的顶端。艺术的民族同时也是彻底的民族。爱美就是要求光明。因此欧洲的火炬，即文明的火炬，首先由希腊举起，再传到意大利，再传到法国。神圣的民族先锋队！他们在传递生命之灯。
　
    奇妙的是，一个民族的诗意是它进步的原素。文化的分量是由想象力的分量来测定的。但一个传播文化的民族应该是刚强的。象科林斯，对了！象西巴利斯，不行。谁爱懦弱，谁就要衰退。不要当业余爱好者，也别当有名的演奏家，要做艺术家。至于文化，不应将其提炼精制，而应使其纯化。在这一条件下，我们就能赐予人类理想的模范。
　
    现代的理想以艺术为典型，以科学为手段。照科学办，我们就能实现诗人的宏伟幻想--社会的美。我们将用A＋B重建乐园。文化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精确成了壮丽不可少的成分，科学手段不仅帮助而且充实了艺术的情感。梦想必须谋划。本是征服者的艺术，应以科学为支点，这是它的原动力。坐骑的坚固与否是很重要的，现代的智慧，就是以印度天才为运载工具的希腊天才，是亚历山大骑在大象身上。
　
    被教条僵化或被利欲腐蚀的民族不适宜领导文化。膜拜偶像或金钱会使支配行走的肌肉萎缩，使向上的意志衰退。沉浸在宗教的传统中或商业买卖中就会使民族逊色，降低其水平，同时也缩小了它的视野，使它失去了那为世界目标奋斗的既属人又属神的智慧，这智慧本可使这民族成为传道者。巴比伦没有理想，迦太基也没有。雅典和罗马才具有，并在经历了多少世纪的黑暗后仍保持着文化的光环。

 

曾进 张嫣／文

绝地武士：白人精英主义

《星战》中的白人精英主义一眼即可识破。1977年的《新希望》是白人的聚会，绝地武士们就像一群在未来世界游荡的美国三K党。种族遗漏曾引起黑人观众强烈不满,导演在《帝国反击战》中为卢克添加了黑人战友兰度。然而整个六部曲人类世界中没有一个黄种人。担负拯救宇宙使命的定是白人；即使死亡，他们也不能死在有色人种手里。有讽刺意味的是，达斯·维达还没揭示其真实身份时，用的是黑人口音，但在星战前传，当他还是天行者、未被黑暗势力淹没时，他还有一口流利的白人口音。

天行者卢克成为最终拯救宇宙之人。换言之，卢克是大英雄，那么导演先生也是（卢克是卢卡斯的昵称），天行者所归属的精英团队绝地武士自然沾光。绝地武士是银河系高尚的保护者、和平正义的捍卫者、原力的追随者，他们的职务有点像如今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但其种族色彩却不及维和部队丰富，他们更像西点军校培养的高才生。重要个例是分别于正传于前传中担任主角的卢克和阿纳金。

“我把他们杀光了！所有人，妇女和儿童。他们跟畜生没有两样，我把他们全都宰了。我恨他们！”《克隆人的进攻》中，傲慢自大的天行者阿纳金因母亲被绑架致死，愤怒地摧毁了塔图印星球上所有的土著居民、游牧民族——塔斯肯人（其居住类似美国西南边境的印第安人）。血腥的狂暴背后隐伏着一个问题，这种自诩无所不能的优越感是不是就这位将成为天行者小精英才有？ 这种优越感是否会下滑到可怕的种族灭绝行为,如同纳粹党人对犹太人的屠杀?

帝国：美国的敌人

卢卡斯毫不掩饰地将自己厌恶的对象指向了绝地武士的敌人——帝国和西斯教派，指向了象征黑暗面的法西斯第三帝国，及美国的多数敌人。《星球大战三部曲》中，但凡见到帝国里面的士兵、首长们，他们整齐一致的步伐，就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希特勒时代。而帝国军人的服装及其颜色，几乎就是二战德军的翻版；达斯·维达的黑色头盔是参照德军钢盔样式设计的，长长的护脑后沿如出一辙；他在帝国的地位，与希特勒忠实的尾随者、盖世太保头头海因里奇·希姆莱有几分相似。
信奉武力、崇拜独裁，帝国的集权与第三帝国媲美；皇帝和希特勒一样，疯狂进行军事扩张，命令许多造船厂制造无尽的灭星者战舰与钛战机。不过卢卡斯的神来之笔是对第三帝国阅兵仪式的戏拟：《星战Ⅰ》最后一幕是那卜星球获胜，公主莉亚授予天行者卢克和索罗船长勋章，两人和猿人从盛大的军队中走过，仿佛1934 年希特勒在纽伦堡阅兵的磅礴场景，希特勒和两个将军走过空旷过道，旁边是望不到边的军队。这一法西斯政治艺术化登峰造极的场面在卢卡斯的镜头下成了向民主致敬的典礼，聪敏可嘉。
美国的其他敌人，布什口中的“罪恶轴心”，在电影中也有或多或少的象征端倪。譬如成为新时代独裁专制符号的萨达姆最终在地洞中被捕获，这令人想到始终用斗篷来遮掩丑恶面孔的帝国皇帝达斯·西迪欧斯，他最终被天行者父子倾力杀掉。

外星人：美国眼中的其他民族

银河系既然包括地球，那么地球人无论黑人、白人、黄种人、拉丁人都该在星球中有自己的位置。但是《星球大战》是卢卡斯的电影，当他试图以地球人眼光看待宇宙外星人的时候，打下了只能是美国人的种族观念。

《幽灵的威胁》中外星人恰恰·宾克斯遭到了黑人抗议。华尔街日报电影评论家乔·莫根斯坦认为其原型是三十年代美国黑人滑稽演员、来自牙买加塔法里教的斯特宾· 菲切特；这位来自库刚族、两耳下垂的生物，愚笨、胆小、话多，经常捣蛋，最致命的是他一口黑人口音，有评论指出像极了《乱世佳人》里的黑女仆碧西。此外，库刚族居住的海底黑暗世界，与那卜星球白人居民们风景优美的陆地、宏伟的古希腊罗马建筑形成了强烈的贫富差距对比。导演不得不出面解释其并无种族歧视念头，结果——《克隆人的进攻》里的宾克斯性情大变、不再活泼捣蛋，但镜头还得出，最后，这个受非议的倒霉蛋当上了银河参议院的助理行星代表。

拉丁美洲人士、亚洲人士也抱怨过《星战》有种族歧视的嫌疑。影片中贸易联邦首脑纽特·刚雷，被认为有污蔑日本大财阀或中国人的嫌疑，因为他操着东方腔的蹩脚英语，扁平脸、眯缝眼、龅牙嘴，让东方人不愉快地联想到一些相似之处。另外，少年阿纳金和母亲在沙漠城中的奴隶主瓦托，一个肥胖、驼背、贪婪的废品商人，被人联想为犹太商人或阿拉伯商人。

《克隆人的进攻》中，克隆士兵的源体、赏金猎人杨戈·费特貌似墨西哥移民，遭到拉美人抗议——凭什么把俺们拉美人变成温顺、服从的克隆人？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历史教授宙斯·克鲁勒则称：“这一隐喻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在竞选总统时的建议，如果尼加拉瓜成共产主义国家，就严厉防范那些持枪越入美国的墨西哥人。”冷战时期的里根同志，如同今日的卢卡斯导演，同样不可小觊，同样被指为种族主义者。

公主与皇后：
被男权铁手玩捏的花瓶

《星战》是绝对的男性电影，里面有父子情、师徒情、兄弟情，但一到女人那里，导演就卡壳，干脆把女人当作漂亮的男人来描写。《星战》六部电影里只有两位女主角——公主莉亚和阿米达拉皇后。两人都是女英雄、女战士形象，或者说男人婆形象；勇敢、果断、身居高位，为了政治、拯救自己的国民，不得不掩饰自己的感情，还要忘记自己的感情。美国精神中的英雄主义其实就是雄性主义翻版，《星战》中尽管将两位女主角作为至高权力者，她们却仅在被赋予“雄性”一面时才放出姿彩，其他时候，一概作花瓶。

公主莉亚是少得可怜的女人中塑造得最丰满的女人了，她有女人的虚荣心，爱时不时故意冷淡自己中意的无赖索罗船长。而《克隆人的进攻》的阿米达拉几乎只有政治面孔，她和阿纳金私密的爱情来得很唐突和空洞。批评家认为卢卡斯先生还处在青春期妄想症中，少年爱上年纪比自己大的女人，且这女人还是往昔的皇后、而今的参议员，这种不合适宜的性道德观念把人们拉回到美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阿米达拉存在最好的理由是，她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解释元素，要为阿纳金变坏做垫脚石、为前面三部曲中的男女主角做一个母亲符号。导演卢卡斯的无趣还在于——就连她和情人阿纳金在美丽的瓦里基诺草地上恋爱时，还不忘让两人谈论一段对银河政治的看法，真是辜负风景。
梭罗船长：自由主义思潮

梭罗船长是正传里绝对的男二号角色，他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帮助卢克打败了帝国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哈里森·福特扮演的梭罗船长在《星战》众人中可谓性格最为丰满的，他看中钱，表面看上去是自顾自的利己主义者，实则内心侠义，重义气，对待朋友两肋插刀，最后与莉亚公主也拥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梭罗船长是美国社会注重强调自由，强调个人，反对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者代表。美国自由主义的思潮较为复杂，二战之后至七八十年代，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均有交集之处。美国政治学家加里·威尔斯指出，传统上，保守主义注重“秩序”，而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者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而保守主义则要求政治上及经济上的个人自由。

梭罗船长距自由主义的极端——“无政府主义”仅差一步，这是从六十年代左翼青年文化运动中全身而退的卢卡斯的个人立场。梭罗船长不仅为共和国而战，而且“嫁”给了共和国，这是自由主义者的归宿还是歧路，卢卡斯心里有数。

影像技术：美国科技至上主义

尼采说过：“人类挥霍地把所有个体都用作加热他们庞大机器的燃料。”从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开始，美国对大机器的崇拜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种电影中体现出来。美国人的科幻和东方式的魔幻完全不同，归根结底是科技至上主义作祟，甚至有很多星战迷开始重建自身的宇宙观，他们逐渐相信人类是被基因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进化的结果。

1977年的《新希望》中现代尖端影像科技的运用对未来世界做了神奇的展示，片中的科技效果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有传言说，是外星人帮助导演卢卡斯完成了这部影片。这种说法虽然有哗众取宠之嫌，但影片的制作水准无疑是超前的，它极大地冲击了人们原有的影像技术观念，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

大工业、唯科学主义成了美国社会被人诟病的话题，科学后遗症已经极大地侵害了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去年的电影《后天》也反映了这个问题。

如今，美国从工业机器时代转变为计算机网络时代，在《星战前传》三部曲中，人们可以看到卢卡斯又是如何将数码影像技术运用得登峰造极的。

原力：东方哲学与东方宗教

作为星球大战的招牌，“原力”在光明与黑暗间的游移、绝地武士心中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从来都是故事的主题贯穿始终。特别是《帝国的反击》中，关于公卢克的修行与成长，由达大师对卢克的教导带有浓郁的东方哲学意味。绝地武士们激光剑的比拼技法明显来自日本的剑道，而卢卡斯自学生时代起，就迷恋黑泽明的武士电影，黑泽明的东方神韵在星战中以服装、道具和场景的方式出现，就像大片麦田中的一朵东方罂粟花，散发着蛊惑而神秘的气息。这股气息一直延续到前传中，新增角色奎刚在影片中是一位超越时空，拥有东方式哲学思维的智者。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西方世界中，科学取代了神的地位，民众，特别是青年信仰空置，无法从祖辈的宗教传统中博取给养。至六十年代，美国青年通过毒品、东方宗教和乱伦这些反文化运动来弥补精神的空虚。这一倾向遂导致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物质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迄今，东方神秘主义对美国最突出的影响是瑜伽，宣传瑜伽修行法的传单遍及美国各大学的布告栏、健康食品店和城区高层公寓大楼的电梯，而《星战》里绝地武士的修炼方式也有瑜伽的味道。

电影的《星球大战》：美国的“星球大战”

卢卡斯自己大概也没有料到，自己的一部电影的名字竟成了美国几十年外交政策的代名词——星球大战计划。

1983 年3月23日晚，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一项使用最新的现代化技术为美国建立一个不可摧毁的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这是《星球大战》第三部刚刚热播之时。当时华盛顿有一个名为“太空边疆”的民间组织向里根献计，要抢占“太空边疆”，他们言称：“太空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希望之所在。”这等宇宙狂热分子终于还是改变了世界格局，“星球大战”计划直接打垮了当时的苏联。

如今，美国一直孜孜不倦地在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而且要进一步建立覆盖全球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一些鹰派人物将这一反导计划称为“新星球大战”，而布什本人则称其为“星球大战之子”。实际上，它的规模远远超过里根时代的“星球大战”计划，其范围将囊括陆、海、空、天等四个方面。

《星球大战》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是美国的宇宙狂热和太空力量还在继续燃烧。

 儿子买了双耐克纪念版的球鞋，花掉我1300大圆，我看着我脚上冒牌货华伦天奴的轻软皮鞋，130园的价格，一点也不比1300园的耐克差，就问儿子：这球鞋值得你花这么多钱买吗？儿子说：老爸你落伍了，这就是品牌，鞋子值130元，牌子值1170园！

    过去在外面访问，遇到大款同学，送给我一套Krizia——Bby Krizia，当时国内似乎没有这个品牌的代理，在地摊上我发现了这个牌子的衣服，标价50大圆，我问老板怎么搞来的，地摊老板说：这破衣服是40园批来的，没有品牌的冒牌货就值这么多钱，我心肠好，你要买只赚你10元。要知道，大款同学给我买衣服的价格是1000欧元！

  有一天，我在路上，看见前面的一辆丰田越野车很诡异，左看右看都不对头，后来恍然大悟，原来是把塞弗的标牌换成了牛头标，原来品牌的重要性立即使车的外观价值暴涨5倍！

  昨天去清吧喝茶谈公务，倒茶水的小妹很像章子怡，我开玩笑说：今天有福了，连章美女都给我倒茶水了。倒茶小妹眼睛一瞪，反唇相讥：章子怡一年赚钱800万，我的工资800都不到，告示你，别人是牌子货！说得我一愣一愣的。

  我们的观念在与时俱进，我们的国家出了一个伟大的学者------龙永图！龙永图说：“我不太相信什么自主品牌”。

  我理解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在与时俱进，既然能够得到一时半会儿的快感，我们已经到了需要妓女而不是需要妻子的年代了。

  龙永图说，中国汽车工业不必刻意追求自主品牌。

  龙永图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只要世界各大汽车厂商能够落户中国，并把主要零部件生产环节留在中国，就可以视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成功。

  龙永图说，把中国建成“世界车间”。龙永图说，一国经济只要被有机地整合进国际经济链中，就获得了与“世界经济”一同发展，能高枕无忧。

  龙永图说，一家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只要它成为中国的企业法人，给中国政府缴税、雇用中国工人，它就是本土企业。

  龙永图说，你的就是我的，我傍了大款，我也成了大款，这就是说我们都赢了，这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果。

  龙永图说，鼓励买车，限制用车。

  按照龙永图的说法，我继续理解：现在的女人都不需要自立了，因为男人的钱就是自己的，自己只需要涂脂抹粉，然后再和一个个男人交易，整合进男人的圈子里，这样，一个个男人的一切都是她的。

  终于我明白了，龙永图的意思是：我们需要的是交易而不是婚姻。但是我不明白，市场和技术的交换，换来的是别人嘲笑和挖苦，一旦人老珠黄，连交易都谈不上了，别人的怎么会变成你的？

    没有品牌的国家是悲惨的，50元一只的劳力士，和50万元一只的劳力士，都可以看时间，大小差不多，但这就是品牌！龙先生懂得，矿工和矿主都是采煤企业的，一边是夜夜笙歌，奔驰宝马，一边是辛酸血泪，命悬一线。品牌、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加工车间、打工仔是两回事，亏得我们的曾经的部长，居然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看来是被美国佬的洋奴哲学同化了，变成了奴隶主的代言人了！！！

  耐克可以不生产一双鞋子，照样用鞋子赚钱，万一可口可乐的工厂一把火烧掉了，甚至有形资产全丢了，只要这个品牌在，立刻再生一个可口可乐王国，没有品牌，你龙老大爷会把大碗茶变成可口可乐一般的赚钱吗？？？

    我经常说：离民族化越远，离国际化就越近了，这是思维的进步，但是这是指在利益均衡的前提下，如果利益出现巨大的落差，相信所谓的国际化的实质就是掠夺和不平等。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但是这是一个经济技术平等条件下的一体化，而不是二奶的地位提高了，更不是银行柜台上的钞票变成自己口袋里的了。

  我们现在的汽车合资企业好比一个个婚姻，如果说得更难听点，好比一个个交易。《红与黑》里面描写的于连，为了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先后与贵妇德。瑞那市长夫人和侯爵女儿玛特尔“产生”了爱情关系，妄想通过这条捷径来实现他出人头地的理想。但残酷的现实让他走向不归之路。不管时代怎么变，万变不离其宗。生命的伦常和社会的伦理都是应该遵守的，不管古今中外，也不分贫贱富贵，市场规则也是如此。

  打着任何“时代进步”的旗号，而想一劳永逸，或者不劳而获、一步登天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可耻的。对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汽车产业，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尤为重要，知识经济的竞争尤为惨烈。如果有一天，我们听到美国人甚至日本人说：我们成功了，因为中国的技术替代了我们的技术！这可能吗？

  何许人这么说？龙永图！原来是央视的经济人物，贵州大学的高材生！

    拉美国家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拉美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教训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我们应该提防“拉美化”、“拉美病”或“拉美现象”。由于选择“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虽然经济获得了阶段性的快速发展，但由于丧失对本国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至今在一些领域造成的阴影还挥之不去。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拉美国家与欧美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实现了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却是造成了近一半人口的贫困化。

  那么如果把定义范围折中一下，定义为能够自己做主、有影响力的品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妨作一些讨论。我们看看这种品牌中国其实也不少了，例如彩电、电脑等等领域，我们都有了自主品牌。但是你要去看一下它们的利润率，可能你会觉得自主品牌的也不过如此。如果仔细分析，你会发现一台电脑挣的钱还不如一个CPU挣的钱多。实际上在这些行业，很多品牌的拥有者是为零配件供应商在打工了。

    世界上许多的著名品牌都在不断地消失，也有许多的品牌在逐渐兴起。无论这些品牌的影响力大小，决定企业能否生存、能否获取利润的决定性因素决不是他们的品牌，而是他们的综合竞争力。竞争力可以提升品牌，但是一旦竞争力不行了，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仅仅靠品牌吃饭。说白了，品牌就如同衣服，你挣钱多的时候，衣服自然越来越光鲜。而你没钱的时候，再光鲜的衣服也不能养活你。

  在合资家庭中，双方共同进步才是平等和睦的基础。幸福不幸福、争吵不争吵经常不是婚姻裂变的决定性因素。吵了几十年、一辈子的家庭屡见不鲜，何况是商务利益驱动的“婚姻”？无论是本田、现代、大众、PSA、日产、丰田，无论是与他们合资的中方，当已经拿出巨资建厂、当已经拿来几乎所有适配的车型、当双方已经营造出的强大销售网络已经完全覆盖市场的时候，清算、分家另起炉灶的代价是谁也不能承受之重。无论外方多么想独立，无论中方多么觉得愤懑，因为离婚的成本太高，双方目前都难于承受。

  记住了：无论怎么狡辩，妓女是不会给你生孩子的，更不会给你养孩子的！

  龙永图说：放下品牌心理负担，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分工！谬论，别人当奴隶主，你去当奴隶吧！这就是分工！！！

    到目前为止，跨国公司无论怎么“跨国”，仍然无法真正跨越国家概念，正如微软公司绝对是美国公司，而微软(中国)也不过是美国公司的中国分公司一样。而恰恰是由于无数的美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了金融资本、技术研发、知识产权等产业链的顶端环节，才保证了美国能够持续地在已经“一体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