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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uary 25

    朱蒙(ZT)

    两千年前,北扶余王子朱蒙历尽艰险,来到今桓仁地区,建立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国,朱蒙成为高句丽第一代国王,被高句丽奉为始祖,桓仁则成为高句丽700年基业的肇兴之地。

      朱蒙,又称东明、邹华、众解等,生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北夫余人,朱蒙本是北夫余的一位王子,其母叫柳花,传说是河伯的女儿,后为夫余王的婢女。关于朱蒙降世,许多史料都有神话般的记述。一日,柳花“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后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厌恶大卵,先后把它丢给狗和猪,狗猪不吃;又把它扔在路上,“牛马避之”;抛在荒野,群鸟又以羽毛呵护。夫余王又用刀割,“不能破”。无奈,只好还给了柳花。柳花把它放在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这个男儿,便是朱蒙。这则似乎荒诞的神话,实际上反映了高句丽人对日神的崇拜。

      朱蒙幼时便善于狩猎,“年甫七岁,岿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射技本领。朱蒙一词,便是夫余语言的音译,意即善射。夫余王有七子,常和朱蒙在一起游戏,此试射技高低。然而他们的技能全不如朱蒙,朱蒙因此遭到嫉恨。长子带素认为“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求夫余王除掉他,免生后患。朱蒙庶出,故而得到了“非人所生”的歧视。夫余王未听带素之言,但却给了朱蒙一个微贱的活计,让他喂马。朱蒙很有心计,特意将骏马减食,让它消瘦,反把一些笨马喂肥。国王不察,挑选肥马自乘,瘦马给了朱蒙。一次,国王举行田猎,有意刁难善射的朱蒙,仅仅给了他一支箭矢,朱蒙箭矢虽少,射获却多,于是又引起了诸位王子和大臣的嫉恨,预谋杀害他。其母柳花暗中得知此事,偷偷地告诉了朱蒙,劝他快些逃走,并鼓励他说:“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受苦,不若远适而有为。”朱蒙听了母亲的话,遂与夫余人乌伊、摩离、陕父三人逃出北夫余,向东南奔走。

      途中,一条大水横阻了去路,追兵在后,“浴济无梁”,朱蒙于是向水神祷告,说:“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出,搭起了一座浮桥,朱蒙过河后,鱼鳖突然消失,追兵无法渡过河去,只好作罢。鱼鳖浮桥,显系神话,却反映了高句丽人信奉水神的宗教观念。朱蒙所渡的大河,名叫淹滞水,又作掩施水、奄利水等,即今流经吉辽两省的浑江。

      过河后,朱蒙和乌伊等三人来到一处毛屯谷的地方(今桓仁境内),遇见了穿戴不同的三人,一人穿麻衣,一人穿纳衣,一人穿水藻衣,这三人可能代表着当地不同经济形态的三个部落,麻衣者应以农耕为主,纳衣者应以狩猎为主,水藻衣者应以渔业为主。朱蒙得此三人,非常高兴,分另赐姓克氏、仲室氏、少室氏,并说“我方承景命,欲启之基,而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于是根据三人特长,“各任以事”。朱蒙又率领大家前行,来到卒本川(今桓仁下古城子),见此地“土壤肥美,山河险固”,于是准备立都,但未急于修建宫室,只在沸流水(今富尔江)旁结庐而居,国号高句丽。关于朱蒙建国之地,《魏书》等史籍作纥升骨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纥升骨城即今桓仁五女山城,它与卒本城(桓仁下古城子)都是高句丽早期城址,两者均是高句丽创国初期的都城,高句丽国王平时居于平地上的卒本城,战时则居于高山之巅的纥升骨城。

      朱蒙建国当年,“四方闻之,来附者众”。为了巩固政权,朱蒙对周边民族和部落开始征伐。首先,攘斥了邻近的靺鞨部落,靺鞨退缩畏服,不敢进犯。一天,朱蒙忽见沸流水中有菜叶随波漂下,猜知上流肯定有人,于是假作狩猎,前去寻找,果然找到了沸流国。沸流国国王松让出来相见,对朱蒙说:“寡人居处偏僻之地,不曾见过君子,今日邂逅,不亦幸乎?但不知你从哪来此?”朱蒙回答说:“我是天帝之子,现在纥骨升城立都。”松让欺他“立都日浅”,打算把高句丽纳为属下的附庸之国。朱蒙非常气愤,两人争辩不已,于是进行射技较量,来决胜负,松让最终不敌朱蒙,只好认输。次年六月,“松让以国来降”,被封为多勿候。朱蒙建国第六年十月,派遣乌伊、扶芬奴率兵北伐,攻打太白山东南荇人国,“取其地为城邑”。十四年十一月,又命扶尉伐北沃沮,“灭之,以其地为城邑”。通过一系列征讨,朱蒙政权不仅行到了初步稳定,疆域也得到了拓展,为高句丽日后势力的扩大,奠定了基础。

      朱蒙建国之初,未建宫室,待到国力稍强,便开始了营建。朱蒙三年春三月,“黄龙见于鹘岭”,秋七月,青赤色的祥云又“见鹘岭南”,受此瑞兆的暗示,次年七月,“营作城郭宫室”,这座城郭,便是纥升骨城。

      朱蒙十四年,其母柳花在夫余逝世。夫余王金蛙以太后礼安葬,又立神庙祭祀。十月,朱蒙遣使出访夫余,馈赠方物,报答夫余王的恩德。

      朱蒙在夫余时,曾聚礼氏女为妻,生一子,名类利,后为高句丽第二代王。到卒本后,又娶一妻,生二子,名沸流、温祚,后南下建百济国,皆在作为。

      汉成帝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朱蒙逝世于卒本东岗,葬龙山,时年40岁。朱蒙死后,高句丽人在卒本川立庙祭祀,号始祖庙或东明王庙,后来的国王继位后,大多前去拜谒。

    March 02

    今日蒯大富(ZT)

    采訪蒯大富,頗費心思。距今28年前,蒯大富曾是中國大地上名噪一時的人物,當年紅衛兵五大造反派司令之一,現在50歲到70歲的人,不知道蒯大富的恐怕不多。
    蒯大富是玩火者,也是縱火者;是“文革”的早期產物,也是“文革”的後期棄物;是政治的精品、裝飾品,也是政治的犧牲品、試驗品。人世間的事就這麼簡單。一命,二運,三風水,四仁,五德,六讀書,七工,八技,九盤算。人世間的事就是這麼複雜。故鄉行雲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經曆了曲曲折折、高高低低後,一個人,特別是在瞬間經曆過高速的“政治過山車”的人,常懷一種看透和看破的心態。大多是消極,而在消極中,能有一種積極,一種沉澱後的發酵,一聲沉淪後的口哨,那就別有一番意境。
    田炳信:我的《深談》欄目喜歡找些有閱曆、人生有起有落的人聊。因為只有經過比較、反複折騰,人性中的各種味道才會散發出來。
    蒯大富:咱們講好了,我們朋友間聊聊天可以,任何媒體上都不要發表。你知道鳳凰衛視第一個找的就是我,劉長樂、吳小莉、陳魯豫這些大腕基本都來過。陳魯豫不是出了本書嗎,其中一章就專門講到我為什麼拒絕接受她的采訪,但我們聊得不錯,她人很好。
    老婆孩子落戶深圳
    田炳信:你是覺得現在不合適談呢還是怕談了對現在的生活帶來負面的影響?據我觀察,經曆過大事件的人一般都有三種心態:一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一是屢戰屢勝,牛氣沖天,自始至終個性得到極大的發揮;還有一種就是屢敗屢戰,在下風頭高昂著頭,展現了單體生命的韌勁和堅強。
    蒯大富:是不合適談。我給你看這些老照片(蒯大富隨身帶了3本舊影集讓筆者看)。
    田炳信:你當年很瘦。
    蒯大富:造反嘛,就得瘦。這照片上有謝富治、周恩來、林彪……是朋友幫我保存的。
    田炳信:是你交給他保存的?
    蒯大富:不,是人家從檔案裏翻出來,一直保存了三十多年。老田你今年多少歲數?
    田炳信:我今年48。
    蒯大富:“文革”時期的事應當還記得。
    田炳信:記得。我去年底寫了本《中國戶籍制度調查手稿》,你有空翻翻。
    蒯大富:這本書還是有分量的。我老婆、孩子的戶口直到這個月才剛調進深圳。為什麼好多事情不好談,就是這個。按照深圳市入戶的條件,十個條件裏只要有一個符合就可以了,像在深圳連續居住5年以上,我夠了;在深圳辦公司年交稅10萬元以上,我一年交三四十萬。但因為我是蒯大富,就難辦。
    田炳信:那你的戶口現在辦進來沒?
    蒯大富:我的還沒辦。
    田炳信:你也不想辦了吧。
    蒯大富:我想辦。現在好多做法我不認可,要想突破這層層的關聯,不容易。
    田炳信:我這本書是研究中國戶籍制度的第一本。15年前我在新華社當記者時專門做過3篇相關的“國內動態清樣”,直到現在拿出來說,當時所提的觀點都還沒過時。
    蒯大富:現在世界上還有多少國家有戶籍制度?
    田炳信:據我調查只有中非的貝寧、朝鮮和中國,但那兩個國家戶籍制度的嚴格性和長期性都不如中國。你是哪年出生的?
    蒯大富:1945年生,1963年入學。
    田炳信:後來鳳凰衛視的采訪做了嗎?
    蒯大富:沒有,它要能播我肯定接受它采訪。魯豫說到目前為止只有兩個人不肯接受她的采訪,一個是我,一個是張玉鳳。說白了,我想說的話她不敢播,她讓我說的話我覺得沒必要說。
    田炳信:那能不能這樣,你想說的話我讓你登出來,你不想說的話我就不寫?
    蒯大富:你根本做不到。
    感謝鄧小平刀下留情
    田炳信:你們家是什麼出身?
    蒯大富:我爺爺是新四軍,爸爸是共產黨員,要不當年怎能紅起來呢,敢造反,有底氣。 我們家是江蘇鹽城嘛。
    田炳信:其實“文革”初期誰不擠破腦袋想當造反派,只不過有的人因家庭出身、個人背景、性格和所處的環境沒當上而已。當年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毛主席指示我照辦”嘛。
    蒯大富:要講出曆史的真相其實很難。
    田炳信:如今社會越來越成熟,人們更加客觀,更加接近真實。這些年你個人的經曆大
    起大落,大紅大黑,你自己反思過“文革”嗎?
    蒯大富:現在的社會環境是比以往寬松了許多,但我還是不想碰“文革”這一塊。
    田炳信:只想踏踏實實多賺點錢?其實你的名聲對你做生意應該有幫助吧?
    蒯大富:有得有失。就是說它有個負效應,弄不好人家會不願意跟你接觸。
    田炳信:其實你應該寫個回憶錄。彈指一揮間,“文革”距今已38年。你是當年的風雲人物,五大紅衛兵領袖之一,又經曆了這麼多曲折,不管它公正不公正,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眸“文革”,你怎麼看?
    蒯大富:很難用什麼話來概括。
    田炳信:是不好表達還是有難言之隱?
    蒯大富:沒什麼難言之隱,就像你說“文革”的起因,用什麼話能說得清楚呢?真的很難。
    田炳信:當年你21歲,還是個年輕人,現在回頭看“文革”,有沒有一種被“戲弄”———這是個潛台詞,有沒有那種感覺?
    蒯大富:我自己並不後悔。我始終只承認文化大革命就是兩年,正好就是我那個“狂亂年代”,正好我在風口浪尖上。
    田炳信:你被抓起來是因為“5·16”吧?
    蒯大富:那是兩回事,但我也是“5·16”分子,我被關了17年。
    田炳信:韓愛晶怎麼就判了15年呢?
    蒯大富:他罪過小,我罪過大嘛。
    田炳信:聶元梓呢?
    蒯大富:也是17年,差點沒判死刑。
    田炳信:是誰刀下留情了?
    蒯大富:那肯定還是鄧小平了。如果不是鄧小平,人早沒了,挺感謝鄧小平的。前段時間我去北京,見到了當年的審判長。當年他一直護著我,非常好的一個人,要不是他我還得多坐8年。
    田炳信:你後來減刑了嗎?
    蒯大富:沒有,坐滿了。
    田炳信:是在秦城監獄?
    蒯大富:那也去過。
    田炳信:受刑了嗎?
    蒯大富:沒有,還比較客氣。我沒獲減刑是因為我始終不認賬,他們說我“顛覆國家”、“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可法庭辯論時,檢察官、法官都被我駁倒了。我說《刑法》第90條列明:反革命要有動機和行為。你能證明我有這種動機和行為嗎?當時是1983年開庭,審判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那時才21歲,至少有幾個沒看出來———第一,毛主席也會犯錯誤;第二,林彪、江青是隱藏的壞人;第三,不知道劉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說我是非常純正的革命者,怎麼可能反革命?我問審判長:您比我大10歲,1966年時您認為毛主席犯錯了嗎?您當時知道林彪、江青是壞人了嗎?您就從來沒喊過“打倒劉少奇”嗎?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麼能起訴我反革命?當時的庭審現場有4台攝像機拍攝,錄像帶現都在檔案館裏。後來我去要過,但他們不給。
    審判長說:“我拒絕回答被告的問題。”我說:“我現在是被告人,您代表國家起訴我,我不得不來。現在是法庭辯論階段,我剛才的發言與本案有關,你必須回答。不回答也可以,但你現在就要給我撤消起訴。”
    田炳信:當時法庭上有多少人?
    蒯大富:800多人。
    田炳信:你給判了17年,那以前羈押的時間頂不頂刑期?
    蒯大富:頂了,要不還要多坐8年嘛。我是1978年被抓,1983年審判。從1970年到1987年,關了17年。
    不很同意說“上了毛的當”
    田炳信:你在清華是1968年分配的?
    蒯大富:對,分到寧夏。1970年時北京選人大代表,毛澤東還提名我當人大代表。
    田炳信:1966年時你還是個大學生,但毛在中國大地已被神化了,被推到了頂峰。
    蒯大富:毛被神化了這個是肯定的。
    田炳信:你獲毛接見時的心情和感覺怎樣?
    蒯大富:真是像見到了神,很激動。他那時的威望現在是不能想象的。
    田炳信:跟他握完手回來有同學和你握手嗎?
    蒯大富:有啊。
    田炳信:到今天你怎麼評價毛澤東?
    蒯大富:我不是很同意“上當受騙”的說法。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不能完全用權力鬥爭來想他,他還是想搞事業,想搞一個清正廉潔的政府的。
    田炳信:1987年你獲釋時被關在哪?
    蒯大富:青海省共和縣的塘格木監獄,專門關押北京、杭州、上海的重刑犯。
    田炳信:要參加勞動嗎?
    蒯大富:不需要。
    田炳信:能見到其他人嗎?
    蒯大富:不行,我們一人一個院。
    田炳信:待遇還不錯?
    蒯大富:待遇還是很好的,吃得很好。有書看,報紙也有。你只要把心情穩住,應該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環境。
    田炳信:我曾經說中國有三所大學:一所叫中國社會大學;一所叫解放軍大學;一所叫監獄大學。你上了兩個。
    蒯大富:我在監獄把英語學會了,原來學的是俄語。也不能叫學會了,但拿字典能看。
    田炳信:你們這代人有沒感覺生錯了年代?
    蒯大富:我一點沒有,說實在還挺驕傲。
    田炳信:遺憾呢?
    蒯大富:那總會有的嘛。
    田炳信:如果沒有“文革”,你想你現在會是一個怎樣的人?
    蒯大富:那我至少會是一個不錯的工程師,在核電站。
    田炳信:搞原子彈。
    蒯大富:對,搞原子彈。
    田炳信:我是在核工業部202廠長大的,在包頭,11歲時曾目睹了劉少奇長子劉允斌臥軌自殺的現場。你現在就一個女兒是吧?
    蒯大富:對。我女兒名字很好記,我叫大富,她叫小瓊。幾年前有朋友在一起吃飯時問她:“瓊瓊,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是名人啊?”你知道我女兒怎麼回答:“我知道,我爸爸當年跟毛主席幹革命沒幹好。”
    田炳信:她多大?
    蒯大富:今年15歲。我跟她說:“爸爸當年上清華,6年沒花掉1000塊錢,你現在一個月1000塊錢都不夠。”我女兒說:“那誰讓你生在那個時代。”
    努力掙錢養家很想旅遊
    田炳信:改革開放這25年你怎麼看?
    蒯大富:長足進步,但真要長治久安還要繼續前進,必須搞政治體制改革。
    田炳信:你現在還喜歡讀書嗎?
    蒯大富:很喜歡,1/3的精力都花在讀書上。現在信息量太大,不讀不行。各種雜志,國外
    出的書籍,每晚都忽悠忽悠地讀完了才睡覺。
    田炳信:現在的公司你是老板還是跟人合夥?
    蒯大富:跟一個音響專家,他出全資,我就出蒯大富。
    田炳信:你的名字還是無形資產呢。那你是拿分紅還是拿工資?
    蒯大富:有工資也有分紅。工資就是每月幾千塊,分紅就很大,我們各占50%。
    田炳信:你自認是商人嗎?
    蒯大富:我不是,只是掙錢養家糊口。
    田炳信:如果讓你挑一個職業的話……
    蒯大富:我想去旅遊。我老婆老說我不喜歡大自然,我說我要是喜歡大自然,你們娘倆就得喝西北風了。江青對我格外關懷
    田炳信:你曾跟江青打過不少交道,外面說她很厲害很霸道,是這樣嗎?
    蒯大富:胡說,她很有修養。1992年時我下海到山東蓬萊,當時山東省外事辦的副主任找到我,說有外國記者要來采訪,你可別亂說。我說外國人我見多了,不會亂說的。兩個日本記者來後,一口氣就問了很多問題:“文革”期間,你和江青女士有很多接觸,你對她怎麼看?現在全國到處都講放《東方紅》,你對毛澤東又怎麼看?“文革”初期你們曾反對過鄧小平先生,現在他在主持中國的改革開放,你怎麼看?鄧小平先生百年之後,中國將會怎樣?全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田炳信:你怎麼回答?
    蒯大富:我說先回答關於江青女士的問題。江青女士在我眼裏對我格外地關懷。有次開會中間,江青到旁邊的休息室休息,她把我叫過去跟她彙報清華大學的情況。我們分別坐在兩個沙發上。彙報過程中,她的護理給她打開頭發梳頭。
    田炳信:她有頭發嗎?
    蒯大富:外間胡說八道,她有非常漂亮的烏黑的長發,護理給她梳頭的目的就是按摩吧。她因癌症化療,耳朵聽力受了影響,頭發一打開就更聽不到了,她就一把拉著我坐到她身旁,貼著她耳朵說話。我認為,江青女士在當時中國的8億人口,尤其是女同胞裏,幾乎在一切方面都是非常傑出的。
    田炳信:她能寫一手好毛筆字。
    蒯大富:對啊,她的馬列主義水平、組織和宣傳能力都很強,還有她的書法,更甭說她有文藝方面的特殊才能。非如此,我們怎麼能解釋毛澤東主席會挑選江青做自己的夫人?他選擇的餘地非常大,這只能說明江青確實有過人之處。但無可否認,她也有缺點,毛澤東曾批評她“缺少自知之明”,她確實想當領袖,但她的德和能還不相襯,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後面的悲劇。我講的這些後來日本人在《每日新聞》上一字不落地全發了出來。
    周恩來清華夜會“右派”
    田炳信:1966年聶元梓的大字報出來後,北京從各部委抽調了500多名幹部組成工作組。清華大學是誰去的?
    蒯大富:組長是經委主任葉林,顧問是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當時我們都沒想到主席和少奇之間有矛盾,他們可是國家最高領導人啊。我不過是從農村出來的,後來把劉少奇打倒了,大家都說蒯大富當年最早看出了路線鬥爭,那是吹牛,不可能。工作組進校後,秩序立刻就恢複了,說實在的也沒錯。
    田炳信:你當時是什麼職務?
    蒯大富:班上的“文革”小組組長,每個班都有的。之前是清華大學廣播編輯組的組長。
    田炳信:輿論工具,筆杆子啊。
    蒯大富:當時工作組的第一反應就是1957年的“右派”又回來了,蒯大富就是“右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可能和劉少奇站在一條線上了。我們和工作組鬥爭,工作組就開始圍剿給他們提意見的人,速度非常快,效率非常高,到最後我們都感到自己就是反革命了。清華打了800多個反革命,我是頭,第一號,叫“蒯派”。
    田炳信:工作組把你樹起來了,當時念大幾?
    蒯大富:大三,當時我已經准備著要被送勞改了,可做夢也想不到在外地的毛澤東突然就回北京了,劉少奇還以為毛是來支持他的,可毛回京後卻說:“看到北京各大學學生運動被阻攔很痛心。誰鎮壓學生運動啊?北洋軍閥鎮壓學生運動。”風向變了,誰也想不到,劉少奇於是趕快把我給放了。
    田炳信:當時把你關起來了?
    蒯大富:隔離審查,關禁閉,像現在的“雙規”。幾天後的7月29日,毛澤東說:“明天召開北京市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學也可以參加,比如說清華大學的
    蒯大富。”這事是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告訴我的,他跟劉少奇女兒劉濤兩人都是清華“保皇派”紅衛兵的頭。當時我連反革命的帽子還沒摘啊,興奮得不行,後來就去了人民大會堂,見到毛主席就表示不是反革命了。
    田炳信:會堂裏有多少人?
    蒯大富:三層樓,1萬5千人哪。
    田炳信:當時哭了沒?
    蒯大富:沒有。7月30日,賀鵬飛又通知說,今晚吃完飯到甲所來。甲所是清華最高級的一個小院子,當時唯一有沙發的地方,專門接待外賓。我問幹嘛?他沒說。晚上7點我就去了,一直沒動靜,我坐著也困了,大約10點鍾就倚在沙發上睡著了,還打呼嚕。大約是31日的淩晨2點,賀鵬飛把我推醒了說:“找你說話的人來了。”我揉揉眼睛趕快坐起來,只聽門口一輛小汽車經過,跟著輕輕的腳步聲就到了門口。一推門,我給嚇壞了。
    田炳信:誰來了?
    蒯大富:周恩來。我做夢也想不到這個時候周總理來了,我還沒平反呢,而且是淩晨2點。我說:“總理,您怎麼來了?”周總理問你是蒯大富?我說是,他說你坐。可我哪敢坐嘛。
    田炳信:你就站在那?哆嗦?
    蒯大富:真哆嗦,草民啊,沒見過大人物。
    周總理說“請坐,請坐”,我還是不敢坐。他的秘書孫嶽說“總理叫你坐你就坐嘛”,我只好半個屁股欠在沙發上。
    田炳信:哎呀,現在下級見上級都那樣,原來都是跟你學的。
    蒯大富:反正就是那個感覺。坐下後,總理說:“主席和中央派我來,想聽聽你對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從現在開始給我講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證,聽你講完最後一句話”。這是總理第一次向我保證啊。
    田炳信:你很緊張吧?
    蒯大富:簡直不知所以。後來我鎮靜一下說:“總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證,我下面講的每一句話都是我的真實的想法,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然後就開始講。孫嶽會速記,一字不落地全部記下來,剛講了兩三分鍾,周總理也拿起個本子來記,他有時會打斷我一下,說“這個再重複一下”。一會兒賀鵬飛進來了,他不叫“總理”,叫“周伯伯”,說:“周伯伯,我想進來聽蒯大富彙報。”總理說:“我今天就聽蒯大富一個人彙報,你出去吧。”把他趕出去了。過了20分鍾,賀鵬飛又進來說“周伯伯,我們還想聽蒯大富說”,他跟王光美熟,怕我告工作組的狀。周總理說:“我都跟你說了,我就聽蒯大富一個人說。你不許進來了。”從淩晨2點到5點,我彙報了3個小時,太陽都出來了。周總理就說:“我下面還有個會,今天咱們先說到這,我知道你還沒說完,今晚我們在人民大會堂繼續說,我派車來接你。”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之謎
    田炳信:你當晚又去了?
    蒯大富:晚上7點我到了人民大會堂,坐下一刻鍾不到,周總理領著兩個50多歲的人來了,說:“這位是山東省省委書記,這位是你們省的省委書記,我帶他們聽你說話你不會反對吧?”一個總理兩個第一書記,我敢反對嗎?然後我就繼續告工作組的狀,從7點講到10點又講了3個小時。我說:“總理,我講完了,我向你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都是真實的想法。”
    周總理說:“我馬上向主席和中央彙報。謝謝你了。我今晚還有個會,沒空陪你吃飯了,我請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的同志做了點夜宵,馬上送來,再見。”然後和我握了下手就走了。你們注意啊,這天是1966年的7月31日。8月5日,毛主席《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就出來了,給劉少奇以致命的打擊。所以我想起來啊,有點對不起劉少奇。
    田炳信:這大字報真是毛主席寫的嗎?他是寫在一張大字報上還是寫在什麼稿紙上?
    蒯大富:這到現在還是個謎。
    田炳信:寫在紙上還是真寫大字報,這是兩個概念。
    蒯大富:我沒見過,也沒人證明看到過。
    田炳信:你都沒看到,估計能看到的人也不多了。
    蒯大富:我只承認文化大革命是兩年時間,叫“狂飆年代”,我們正好處在風口浪尖上。
    田炳信:我說得沒錯,你是個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穀擺渡的人。我說曆史只有一只耳朵,很多東西進去了出不來……
    蒯大富:薄一波當時問過我:“蒯大富,你是‘左’還是‘右’?”我說:“我是‘左’。”他說:“你極‘左’了就變‘右’了。”
    2002年,我獨自去了一趟延安,在黃土高坡上,我第一次看到延安的寶塔山,讓我十分震驚的不是熟悉的具有革命象征意義的寶塔山,而是刻在寶塔塔簷上的四個字:鳥瞰紅塵。這是一種超脫,一種大度,一種局外的感覺。曆史就是曆史,不因你喜歡,他就像印鈔機般大量地印刷;也不因你厭惡,他就像夜幕中的流星轉瞬即逝。
    我想,事情過去28年了,許多事情的真相也大白於天下。從搜集曆史碎片的角度,作一真實的記錄,總比寫那些歌星的緋聞、政客的無恥、商人的逐利故事更具新聞和史料價值。
    February 04

    陈光与毛、林、罗、叶的关系 (ZT)

     

    陈光为人很暴躁,可是对战士非常好,我发现我军不少这样的将领对上边火气大的不得了,对下边却是异常的和气,陈光也是一位。一一五师的老战士写的《陈光师长为我炒菜》九十年代登在《党史通讯》上,很感人的,然而,陈光最后落到了那么一个下场,刘少奇、彭德怀这样的大冤案都平反了,他还没有平反,待遇和四方面军真正犯了错误的李特一个样子。让人纳闷啊。 

    我们经常说性格就是命运,这话有点绝对化,可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就说陈光吧,他在红军的时候就是一军团副军团长,后来代理军团长,他和林彪的关系很好,否则一一五师三个旅长,林彪怎么会推荐陈光当代师长呢?然而陈光进入山东以后威望高了成绩大了,林彪回来后,陈光去延安汇报工作,林彪请他谈谈师里面的情况,陈光就那么蜻蜓点水的说说,林彪能舒服吗?林彪请你当代师长不是请你把他放在一边,他们都是带兵的出身,都知道军队之于自己的重要性。一一五师里面有人说这个是林师长留下来的点子,陈光就不爱听,说:“现在是我当家,按我说的办。”你想想,这话传到林彪耳朵里,林彪怎么想?平心而论,一朝天子一朝臣,你当着现任领导说前任领导的优点,肯定要挨板子的,哪个现任领导就是度量再大,他心里也不见得以为然,所以,陈光的反映是正常的,不过有一点陈光忘了,这个前任领导并不是一走了之了,山不转水转,陈光后来还是回到了林彪的帐下。陈林冲突最严重的是在一九四八年,一年以后,林彪腾出手来和陈光算了一笔总帐,不过这次还是同志式的的批评,就是程序不对,林彪单独找人来批陈光,陈光当然不服,告状到罗荣桓那里,罗就给压下来了,没有和林彪说,罗其实是同情陈光的,不过罗的纪律性很强,你想林彪作为上级批评一个下级,再不对吧,那也是组织范围之内的事情,政委和司令员要是为了这个事闹起来那就不是一般意义了,军队里面更是如此,说到底只要有军队存在,军阀作风就死不了,谁来也白扯。当新兵的就要给老兵打洗脚水,这是规律。

    然而,南下之后的陈光命运多舛,又和叶剑英闹了不痛快,这件事应该说该着,叶剑英本来对林彪意见就很大,他一直怀疑陈光是林彪派来监视他的,陈光又闹意见,所以,几次广东军区开会,陈光就和叶顶牛,连聂荣臻都知道了,聂是一军团的老政委了,就出面给陈叶和稀泥,陈光一张嘴把聂也给得罪了,就算你陈光名气再大,军功再高,一个大将军衔到头了吧?一个大将得罪三个元帅量级的,还都是毛泽东喜欢的元帅,谁敢给你讲情?谁又能给你讲情? 
    陈光为什么平反的很晚,给他做的结论是组织路线错误,说白了就是不服从上级,这个错误哪个领导也受不了,一个下级说翻脸就翻脸,上级的威严还怎么办?何况在那个年代里,所以,陈光就这么一直沉着,直到八八年做了结论,八九年发了抚恤金。由陈光这件事想到彭德怀,他们都是不错的人秉性正直、刚烈,然而处理问题的办法和方式并不可取,庐山那会儿,连林彪私下里都说彭的信写的不错,就是急了点。所以,我们经常说工作方法很重要,不是没有道理的。

    陈光是很牛的。说两点,一个1937年3月2日路过隰县以北的千客庄的林彪被误伤后,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一得知林彪负伤的消息,就迅速研究由谁来接替林彪担任115师军事领导人的问题。由于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而聂荣臻当时已经到了晋察冀,林彪的继任者只能从115师司令部、政治部和各旅领导人中来挑选。 但是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不在一起,情况紧急又来不及协商,正因为如此,而反映了当时真实地情况-谁是谁认可的问题。当天夜24时,军委主席毛泽东与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联名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暂时由你兼代。" 但在这一天的17时,八路军总部已经决定,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由于八路军总部对于部队的直接情况了解是比中央军委多的,看见陈光的军事指挥能力是得到了当时朱德和彭德怀等人的认可的,可是也同时反映了中央军委的认识,说明了陈光在真正的最高层还是没有足够的赏识。为什么这样说,你看,无论林彪的几次离队,接任他的都是代字当头,看见林在毛心中的地位。说句题外话,最后你说林彪的死能不让老毛伤心嘛?

    另一点就是陈光在山东根据地时的成就。山东根据地的发展,陈主军,罗主政,使山东成为当时最大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民族英雄方面,陈光应该是有一席之地的。1938年5月12是抗战军史上有名的"陆房突围" 之日,两个月后,陈光又用手里仅有的三四百人,将日军长田大队包围,打了一个大胜仗。战后第二天,八路军总部传令嘉奖,称是一嘲漂亮的歼灭战"。陈光的威名,遂在山东流传开来。他和政委罗荣桓紧密配合,精诚团结,以致山东军民一提到115师,便呼为一个人"陈罗"。到抗战结束山东八路军的总数就达到了近 30万人,是力量最雄厚的一支。

    林彪和陈光:

    陈光也曾经是林彪最赏识的部下,林彪去苏联时还带着他们的合影照片,并向留学生大讲陈光的英雄故事。林彪同陈光再次见面是1943年下半年的事情。当时因为陈光在山东同罗荣桓合不来,被叫到延安参加七大,罗也是毛的爱将。当然罗的能力也是很牛的,罗荣桓后来干的很出色。林彪在重庆谈判后回到延安,这时两个人又见面了。但是后来两个人就开始闹矛盾。最初的不合是因为陈光爱打牌,他甚至把他的铺盖卷搬到贺龙家里,同贺胡子一起吃喝玩乐,斗鸡走马。军队系统是讲出身的,再加上贺妻曾经陷害过林妻,林彪对陈光的做法不满,林彪不是一个肚量很大的人。林彪劝了陈光几次,也没有用,陈是个大老粗,两个人的关系开始疏于。贺龙哪,早就看不起林彪,也添油加醋。虽然如此,林陈的矛盾也还是在萌芽状态。

    当林彪再次带兵(去东北)时,还是去找了陈光,让陈光当他的副手,将帅再度联手。刚到东北时,林对陈很是重用。16师(即新四军7旅,7旅还是林彪的"娘家"。他当连长时,就在这支部队)是林彪的"看家部队",也是其毕生的"最爱",几十年如一日没失宠过的。16师到东北不久,林彪就从"黄3师"的系统中将它"剜"出来,与17师一块儿归陈光领导(六纵,也就是后来的43军,林的"近卫军"),看见林彪对陈光的厚爱。陈呢,才华依旧,也干的不错,所以陈就"飘飘然"了,和彭真走的越来越近,以图高升。陈有过两次拒绝林调电台的命令 (这就是大功率电台的问题) 的极录。 《雪白血红》还对林彪拿李作鹏出气的事进行了描述。

    到九台路上骑马。林彪眼睛好像睁不开,晃晃悠悠,有点坐不稳的样子。深夜,秘书照例去机要组那儿,看看有无什么重要情况。刚蹑手蹑脚走几步,就听林彪喊:干什么?别管它,别管它。声音不高,速度不快,不熟悉的人很难听出什么不满来。但对林彪的秘书、参谋和警卫人员来说,却非同一般了。20多个月里,这是林彪对季中权唯一一次发火。对季中权来说,林彪这火发得毫无道理。对李作鹏和何敬之那次,那火发得虽然不无道理,却也是与林彪的一贯作风悖背的。从四平撤退后,一路上到驻地后,林彪第一件事就是和部队联系,了解所处位置、伤亡、逃亡、情绪以及其它意外情况。在九台出发前,林彪让季中权通知参谋处,让电台和机要组乘汽车一起走。不知是李作鹏忘了,还是怎么了,他们到了舒兰,电台马驮人挑还未到。林彪说:带我去。季中权情知不好,也只有把林彪引到李作鹏住处。因能喝酒而得名"大烧锅"(东北人称酒坊为"烧锅")的李作鹏,正和何敬之等人坐在那里喝酒。林彪瞅了瞅,双手抓住桌沿,"唏哩哗啦"一阵响,桌子翻了。(有的老人说,林彪还随手抓过炕上的行李什么的,摔向李作鹏等人)然后转过身,说声:走。据说,林彪感情渲泄爆发到这种程度,不光在黑土地,就是在整个战争年代,也是空前绝后的。在场的人全目瞪口呆了。那目瞪口呆,与其说是吓的,倒不如说是惊的:"林总"这是怎么了?!

    陈光的犯上和林毛叶的矛盾

    李作鹏是陈光的铁哥们,实际上林是拿陈的老部下李作鹏出气。长春之战陈光没有请示林彪,但是因为打赢了,什么都好说。但是随着林彪的在东北的失败,陈林的矛盾开始激化。就在林彪最倒霉时,即46年5月~6月上旬,彭陈联合想取代林,彭真积极宣传陈在东北的战功,但是毛并不欣赏彭的做法,因为林是毛的嫡系。在彭林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叶曾去东北调解,但未果(这也种下了以后叶陈不合的种子,谈的肯定不投机)。毛最后决定林彪在东北党政军一肩挑。林彪重整军队后,仍然重用陈光,让他任最精锐的六纵的司令员。但是,陈光在1946年底再次抗拒林彪的一个命令,林彪这次动了真格的,就直接给陈光手下的三个师长下命令,把陈光"晾" 在一边,这就是著名的林彪指挥到师一级的由来。当然,陈光也真生气了,加上陈本人的脾气和傲气,一下子气病了。林彪顺势让洪学智接任六纵司令员,再后来交给了黄永胜李作鹏的手里。后来1949年初,毛来电报任命陈光担任了第四野战军的副参谋长。在3月进驻北平时,林彪在防止居功骄傲的会上,点名批评了陈光。

    老毛和陈光:

    不知道什么具体的原因,当然115师不好领导是真的。中央调陈光离开山东时,用重病缠身的罗帅来代替年富力强的陈光,而且还不容许罗休息。是不是说明陈光就已经开始失去毛的信任了呢?不一定。因为陈回延安后,毛在整风运动中把江青放在以陈光为书记的支部里,这时候应该说毛对陈还是信任的。但真正让毛生气的是陈光在"七大" 上的表现。1945年,陈光在延安出席党的"七大",并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他在出席七大代表的人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陈本来是有望当候补中委的,一开始是侯选人,后来老毛"嫌"井冈山的人太多,把侯选人中的陈和李井泉拿下,换上习仲勋和张宗逊。李井泉表态坚决支持;陈可不干了,骂骂咧咧的," 毛主席,我哪点对不起你了……" 有个性啊,敢骂老毛的可是没有几个。后来有人以"陈光欲抵制党代会"为告状,想想老毛能高兴嘛?事后,老毛是写了信,还特地邀请陈光和夫人史瑞楚一道来家中作客吃饭。老彭在华北座谈会后在周等人的见证下也和老毛交心过,有什么用?老毛是记一辈子的。陈在七大的事情和是林彪无关的,后来有人说是林彪栽赃,这才是真正的载林彪的赃。实际上当时林的威信极高,选中委得票排第五,周恩来是第22,彭总第33……。。不知道为什么,林彪的几次得票都很高,在文革前,看见后来人说林彪如何如何是有点问题的。此事不仅是对老毛有影响,而是影响很坏,而且是触了众怒。说实在的,陈光的战功乃至作风、为人都与林彪实相差很远的,同是"七大" ,林彪几乎得全票,而陈光连候补委员都没当上。而这恰恰是两人差别的一个客观反映,陈光自己却看不到这种差别,谁都看不起,包括看不起林彪、罗荣桓,这种居功自傲、行事主观武断的老粗做派无疑为其后来的倒霉埋下了祸根,实际是他自己害了自己。

    真实的陈罗关系

    115师领导之间在山东时有过很大的问题。除了,原山东省委个别领导人对一一五师师政机关多有指责,更有朱瑞陈和罗三人之间的矛盾。朱瑞给中央的电报中称陈在115师威望不高,陈罗之间矛盾很大的,并且在在40年6月到10月间关于统一山东军事问题朱给中央发过多封电报,还建议徐向前任115师师长,陈罗最好都给与休养。而罗和陈当时都给中央去电要求回延安学习,罗则推荐朱任115师师长兼政委,而陈推荐的是罗。 1940年7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山东暂由陈、罗统一指挥,8月8日,中共中央同意。1941年8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决定:以 (山东)分局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为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山纵及一一五师合组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在山东分局委员的分工上,决定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负责财经工作。但山东党的一把手与军政的一把手并非同一人,而在在实际工作中又难免有分歧与争议,就是在罗和陈之间对于战斗的部署也会有冲突(在115师征战实录中有描述),所以实际上仍未解决山东的统一指挥问题。刘少奇1942年春亲自来山东调查解决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返回延安后,毛随即决定罗荣桓负责山东根据地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重任-一元化的领导。

    刘同毛谈了陈的实际问题是-同多数人的关系很紧张包括和罗的关系紧张,这样在权衡利弊之后,虽患重病的罗仍被委以重任。1943年3月12日,中央决定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陈光的代师长一职随之被撤销。1943年8月,中共中央又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全面工作。在山东的统一领导问题解决后,为了便于罗独立开展工作,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调陈光和朱瑞到延安学习。 1943年3月,陈在走之前曾对工作人员说:"我要去延安学习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罗荣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今后在他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好好工作。"
    但是,到了东北的时候,在林同陈光发生矛盾后,以作政治思想工作出名的罗没有去。最明显的是,处理陈时罗具体主持中南工作,(林有很长一段时间到苏联养病去了) ,罗的表现是不反对处理陈的。1951年初,陈被转移到中南军区驻武汉办事处,关押在一个独门独院的一栋二层小楼的楼上,允许他看书看报,不许下楼、出院,不允许任 何人探视。罗完全有条件改善陈的生活条件,但是也没有做。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在1986年10月前后罗帅夫人林月琴罗瑞卿夫人郝治平等16为老同志联名给中纪委书记陈 云写信为陈光同志鸣不平。陈云于同年11月7日批示"鹤寿同志,请中纪委组织人对陈光一案进行复查。" 这里面有没有补偿的意思,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陈光和林彪之迷

    扣押电台,其事是客观存在的,虽然也有客观的原因。 说轻了是不服从命令,说重了对抗中央,因为林是中央派来的在东北的一把手。陈身为纵队司令(军长),脱离指挥系统,自己个奔前方侦察,真的有点不明白啊,因为老毛早就讲过了指挥官们,要珍惜你们的生命。
    陈光拒绝林彪的命令,使林彪非常恼火,可是为什么这么恼火令人深思。因为东野拒绝林彪命令的不只陈光一个人,最有名的是钟伟,把林彪都指挥了。事后林彪还把他直接升为纵队司令,连生三级啊,古有张好古,今有钟伟。怎么对陈光就严格要求了呢?林彪越级指挥到师是有的,实际上也不是从陈光开始的,用韩先楚的话讲就是作林彪的纵队司令是可以睡大觉德。真正的原因在于陈有 "篡位"的野心。陈当时打了两个漂亮的胜仗,再加上彭真的支持,而林彪则因为老毛的"天才控制"(在后来的庐山上和黄可诚对战的时候承认了,毛泽东电文命令四平必须守住并多次来电:"时局正在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在一次电文中,中央甚至把四平保卫战称为"中国的马德里" ,要不惜一切代价。但林彪在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后不顾中央电令,决定撤出四平守军,在最大限度的打击敌人进攻后,留住了一批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 成了"逃跑将军" 。而陈光生气呢,也不是因为林彪越级指挥到师,而是在陈光不服从命令的情况下,林一怒之下直接指挥到师,而且没通知陈。林也是性情中人,老毛、老朱的帐都经常不买的,何况你陈光,救过我的命又怎样。难道只许你陈司令有脾气,就不许我林总有脾气嘛!

    陈三番五次的抗命,导致了最后林对他的看法。即使如此,在1947年春,林给陈安排的职务也很高的,是中共管辖的最大城市的"卫戍司令"。而后来南下时,陈是刘亚楼的副手,这时的陈肯定心理更不平衡了。有一次,在东野总部开会,林去了苏联,陈见刘是横空出世,便一百八十个不服气,动不动就摆老资格,惹翻了刘亚楼这个"肝火王":你给我走人!给陈轰出了东野总部。连脾气好的罗政治元帅也被他给惹翻过多次,从山东到东北。更早的时候,同彭学枫也干过架,看见陈的问题是"原则性"的,不是对人的,这样子的话,最终会倒霉的。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后,毛任命陈光为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而就在3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在北平朝阳门内的"九爷府"召开了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林彪讲到"防止居功自傲"问题时当众点名批评了陈光。刚接到新任命不久的心情极好的陈光,受到当众点名批评,好像被劈头泼了盆冷水,十分恼火,认为这是林彪有意打击他。至此林、陈的关系由此降到了冰点。 林彪曾经对陈赓说:"有他 (指陈 光)无 我,有我无他。" 陈光同样说过类似的话:"林彪把我害得太苦了。"" 我陈光不死,林彪的乌纱帽是摘不下来的。"可见,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从冒死相救到水火不容,这也是少见的情形---根本原因是两个人都是性情中人。

    叶的处理陈光的报告报于中南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林彪后,在对陈的处分决定中把电台事件贪污事件抗命等都写上去了,客观的讲,林在处理陈光时没有落井下石,但也没有拉陈光一把。而陈光也是对林一腔怨恨:" 我说他无品质的人,我说他无修养的人,我说他无气量的人,我说他没有共 产 党道德的人!" " 我与他打唐云山之战就相识了,当时的景况由他自述好了。当时他的脸色如何,我在当时看见如此。以自己性命全抛在九宵云外,一切不顾来挽救他 。" "我对林恨透了!--- 你去苏返国后我觉得有很多变化" 陈光并且对看望他的肖向荣等人说:林把我害得这样苦。我的前途只有三个字,一是骂;二是臭;三是死。说来也巧,陈和林都没有受到大批判就都去世了。

    叶的处理和结束语

    建国后,陈光回湖南老家宜章招了200多烈士子弟,秘密办一个军事训练班。时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向中南军区打了报告,由中南军区报经中央批准后,决定对对陈光采取措施。秘密办一个军事训练班,说的好听还可以,说的不好听是建立自己的私人队伍。叶决定抓陈光,考虑到陈性格暴躁,就请李作鹏帮忙。正是李设计智擒陈光,当时李作鹏是陈的参谋长。
    1950年7月23日,星期天,李作鹏出面,骗请陈光全家及警 卫人员乘船游览广州珠江。返回之后,按叶、李作鹏事先定下的计谋,陈光一上岸,便被几个警 卫挟 持,收缴手 枪,推上汽车拉走。其余人员上岸时,一个一个地搜身,武器被缴械 ,可疑物品被没收。接着,便对陈光一家实行抄家封门,全部"家当"充公。陈光被抓起来以后,他们完全像对待犯 人一样,给他戴上了手 铐、脚镣,拒绝家属 探视,够很和严的。

    毛历来讲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当上面认为你错了,你就得认错,只要认错,就会给出路,如果坚持错误,就只有死路一条。而陈光事发后,还跟叶剑英当着面拍桌子,非但没有一点悔过表现,而且态度极为恶劣。你想叶会不生气嘛?你陈光犯罪事实确凿而且清楚,不是犯罪也至少有错误,这桌子一拍,林彪死后还平不了反,要等我叶剑英死了之后才行。
    陈光文化不高,有骄傲情绪,自律不严,有违反组织纪律等错误,这都是确实存在的。如果仅是这样就算了,可是最重要的是没有搞好同人的关系。陈在山东和周围的同事也不团结,到处和人吵,其实是个万人嫌,早在红军时还和三军团来的搭档彭雪枫吵。毛把他调回延安,他在延安又和别人吵,又混成个万人嫌。后来到东北,又和林吵,和刘亚楼吵,再混成个万人嫌,后来在广东跑到叶手下,又和叶吵,还是个万人嫌。

    再看陈光得罪的人,什么罗啊,林啊,叶啊,都是牛人,有个关系好的贺,也没有替他讲话。同这些人比,陈光毕竟谈不上有大背景,而且以上三位恰恰是毛的三位心腹干将。可以这样说不是那些含而胡之的所谓过错,是不会作人把陈光害了。你说在红军时期上下不分可以,到解放战争时期就变了,在七大前自述什么救林 彪,这种东西自己知道就行了,怎么能写下来交上去,以后林彪还会感激你嘛?老彭最后抱怨说老毛在建国后也变了,是同一个道理。可到东北后,认为林亏待他了,于是更加有情绪了,关系也就越弄越僵,东北完全是林的势力范围,你和他较劲还有好?恶性循环,越发不满,终于有了大会点名批评,在广州又自搞一套,看不起毛的钦差叶,还会有什么好下场?说穿了那些问题实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是不会做人,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